2025-11-24 爱电竞介绍 179
在1946年7月的初期，为了支持国民党军队对东满（延边）根据地的军事攻势，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原称军统）东北区的少将区长文强，以及他的上校秘书陈义如。
遵照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指令，挑选了优秀人才组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情报小组，并派遣该小组前往延边地区。
文强与毛泽东有着亲戚关系，他在淮海战役期间担任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时被俘，之后被关押在“功德林”。
在选拔组长环节，北安市市长周野平向文强建议，任命原中统太原交通站少校站长王仁，理由是王仁不仅才智过人、工作能力出众（但因其过于精明能干，曾于1946年初被中统排挤，转而加入军统东北区），而且他身为延边本地人，在当地拥有丰富的人脉和社会根基。
文强随后亲自面试了王仁，面试结果令其非常满意，随即决定任命王仁为延边情报组少校组长，而组员则从长春的北满站中挑选。
8月14日，王仁带着文强的手令从沈阳抵达长春，与保密局北满站少将站长王笠（公开身份为东北行辕督察处长兼办事处主任万长青）以及中校秘书李秉一会面，共同商讨派遣任务、人员配置及行动策略。
8月15日，李秉一正式向王仁下达了派遣任务：
“延边情报组的主要任务是：
1、侦查延边共军的兵力部署；
2、了解延边兵工厂的详情；
3、调查共产党与苏联的联系；
4、探究共产党与北朝鲜的联系以及北朝鲜的现状；
5、调查延边共产党的机关组织架构；
6、分析当地民众的思想动态；
7、调查在延边的北朝鲜居民及他们加入共军的数量；
8、考察延边的工业生产、农业和商业状况。”
“情报组成员包括：一名报务员、一名文书兼译电员、一名交通员、一名杂工，以及每个县派出的组员。报务员和一名基干人员由北满站指派，其余人员由王仁自行挑选，名单确定后需上报北满站。”
“情报组的工作方法为：延吉组和各县组员需租赁临街房屋，以小规模营业为掩护，通过金钱、物资和宴请等方式争取共产党的军政人员，收集到的情报通过电台加密后报告北满站，电报密码为一组明码和一组乱码，逢十不进位。”
10月下旬，北满站向王仁调拨了一部电台和一名少尉报务员李庭，同时指派基干特工杨文志先期前往安图县搜集情报，并批准了王仁在长春发展的文书兼译电员苏德轩（曾任职于伪满洲国延吉监狱主任看守）和董宪国担任交通员。
11月中旬，王仁、李庭、苏德轩、董宪国四人携带着无线电设备抵达吉林市。王仁手持李秉一的手书，拜访了吉林长白军副官处的副官主任刘德本。
刘德本指派了原为土匪、来自安图县的黄庆林负责将电台运送至指定地点。黄庆林进一步推荐了在敦化县城开设皮铺的张云程，由他协助对电台的运送进行掩护。
张云程还将自己的亲戚艾长泰引荐给王仁，经过王仁的面试，艾长泰被吸纳为情报组成员。
他们将电台拆解后，放入装满红矾的方形铁桶中，并购买了五捆白线和五匹当季布料。
于12月26日，他们租用了一辆马车，以商人的身份为掩护，从永吉县的乌拉街出发，经过舒兰，进入了解放区。为了避免引起注意，他们采取了分散行动，分批次潜入。整个行程被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段：从舒兰到蛟河，人员被分为两组：第一组包括李庭、苏德轩、董宪国、黄庆林和张云程，他们于12月27日乘坐火车抵达蛟河县治安胡同艾永久（艾长泰的叔父）家中等候；第二组由王仁、艾长泰和艾永久组成，他们于12月28日抵达蛟河与李庭等人会合。
第二段：从蛟河到敦化，人员分为三组：第一组为苏德轩和董宪国，他们于12月29日乘坐火车至敦化，在张云程家等候；第二组为王仁和艾长泰；第三组为李庭、黄庆林和张云程，他们携带装在布匹中的电台乘坐火车至敦化，然后在张云程家集合。
第三段：分散行动阶段：除李庭和苏德轩在张云程家等候外，艾长泰前往汪清县大兴沟镇寻找藏身之处并搜集情报；董宪国到汪清县百草沟乡寻找藏身之处；
王仁和黄庆林于12月31日乘坐火车至延吉，在张宏雨家作为藏身点，并于1947年1月3日前往安图县的刘汉民（王仁的同乡）家作为藏身点，在那里发展了精通朝鲜语的蔡清发为情报员，计划派往朝鲜搜集情报。
1月4日，王仁和黄庆林徒步前往敦化的张云程家与李庭、苏德轩汇合，将电台重新放入装满红矾的方铁桶内，乘坐马车前往安图县的刘汉民家。
第四段：王仁、李庭、苏德轩和黄庆林四人于1月8日乘坐汽车抵达延吉，分别住在张宏雨和李日复的家。不久后，王仁通过小学同学孙景海的介绍结识了同德馨皮铺的孙健，并将孙健发展为情报员，负责搜集延吉县的情报。
同时，他们携带电台转移到同德馨皮铺，将电台藏在厨房碗柜里，电报本藏在糊纸的墙缝中。
安顿好后，王仁自以为行事隐蔽，下令组装电台，准备向北满站发送“安全抵达”的密电，却发现电台故障，无法使用。
让王仁等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他们进入延吉时，他们的行踪已被刚成立的延吉公安机关掌握。
原来，尽管延边各级公安机关成立不久，机构不完善，人员不足，且缺乏群众基础，但他们为了适应战时需要，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发现国民党特务的有效措施——在敌人可能落脚、可能利用的社会基础上，物色具备为我党工作条件的人员，建立“工作关系”，布下天罗地网。
延吉有名望的士绅关佰舟就是这样一个为我党工作的“关系人员”，他的儿子吴克（化名）是东北局社会部领导的东北解放同盟的地下党员，吉林省委社工部部长石磊（曹瑛）通过吴克的关系做通了关佰舟的工作，使其成为延吉公安的重要眼线。
关佰舟与王仁于1946年11月在长春国民党党部有过一面之缘，次年1947年，王仁等四人携带电台前往延吉途中，恰好与关佰舟同车。王仁认出关佰舟，误以为他是逃亡地主，于是在交谈中透露了“意图打入延边搜集情报”的意图。
关佰舟回到延吉后，立即向石磊汇报了这一情况。石磊迅速将线索转交给吉林省公安处处长余力行，余力行高度重视，亲自与关佰舟建立单线联系，指导其工作。
在余力行的指示下，关佰舟故意在街头显眼处活动，不久便在大十字街上“偶遇”了王仁。两人再次进行了“友好”的交谈，王仁再次表达拉拢关佰舟加入的意愿，并透露自己“从敦化来，同行七八人，携一部电台”。
此时，延吉市公安局已掌握王仁、李庭、苏德轩和黄庆林住在“同德馨”皮铺的情况，但尚不清楚孙健和时振林是否已被王仁招募，无法利用他们安插内线。同时，王仁的情报组尚未完全被我方控制，因此余力行决定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策略。
经过五天的调查，余力行查清以下事实：
1、王仁是汪清县百草沟乡人，在延吉市的熟人不多，他是通过同乡刘汉民认识关佰舟的，因为关佰舟与刘汉民是亲戚。
2、王仁因电台故障无法发报，于1947年1月28日独自前往长春汇报，途经安图县时下车到刘汉民家，要求刘汉民“到延吉告诉苏德轩、李庭，关佰舟确为‘党国’办事，无办法可以去找关佰舟”；刘汉民于1月29日来到延吉，将王仁的话转告给了李庭。
1947年2月1日，余力行派民兵故意在时振林背后议论：“同德馨皮铺住着那么多生脸孔，都是些什么人啊？”借此惊动李庭、苏德轩等人。2月2日上午，余力行又派两名民兵到“同德馨”皮铺，以“查户口”的名义询问：“这里住着几个人？”
此举进一步引发了李庭的恐慌，他立即告知刘汉民“同德馨皮铺不安全，电台恐暴露”。刘汉民立即找关佰舟商议，关佰舟趁机提出可将电台藏在自己家中。
于是，李庭于2月2日晚将电台搬到了关佰舟家。就这样，余力行巧妙地控制住了王仁情报组的电台。随后，余力行派民兵到“同德馨”皮铺登门道歉，称“搞错了，那天要查的是另一家皮铺，问错了人家，完全是误会”，借此稳住了住在皮铺里的李庭、苏德轩、蔡清发等人。
为了支持关佰舟的工作，吉林省公安处女干部孙珍扮演成家庭妇女，以关佰舟妻子的表姐身份，偶尔去关佰舟家串门。凭借她圆滑的性格，很快与经常拜访关佰舟家的刘汉民和李庭熟络起来。不到两个月，孙珍就掌握了保密局延边情报组的基本情况：
1、2月8日的报告显示，电台自1947年2月2日迁至关佰舟家后，因故障只能接收信息而不能发送，导致李庭每晚9点至11点接收信息。
2、2月16日的报告指出，李庭邀请他曾在奉天学习无线电的校友盛德海来修理电台，但未能修复，于是决定不再使用电台发送信息。
3、3月1日的报告提到，李庭担心电台在关佰舟家不安全，将电台转移至大十字街赵聋子大院，那里有刚从珲春迁至延吉的情报员郎兴。李庭继续住在关佰舟家，经常早出晚归。
4、情报组概况：该情报组隶属于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组长为王仁，少校军衔；苏德轩担任秘书，王仁不在长春时，情报组日常工作由他负责；李庭负责收发报。
主要任务是收集军队、朝鲜和苏联的情况；孙健（同德馨皮铺）和郎兴（赵聋子大院）是王仁在延吉发展的情报员；还有一位姓黄的老者（黄庆林）和一位姓艾的人（艾长泰），他们不在延吉市，而是在外县活动。
5、1947年1月29日，王仁从安图前往长春，向王笠和李秉一汇报后，带着能修理电台的北满站中尉报务员李成林和33万元活动经费（东北币），于3月21日返回延吉。李成林通过潘玉林的关系，住进了“德昌和”皮铺。
3月22日，关佰舟通过孙珍向余力行汇报称，王仁在回到延吉后，与郎兴一同邀请他饮酒。关佰舟得知王仁暂居于郎兴处，而其随行人员李成林则住在商家处。
按照规定，他们需要在3月26日凌晨向长春发送情报。此外，关佰舟与王仁于3月22日上午在“德昌和”商店偶遇，王仁进入店内交谈，关佰舟在外等候了半小时，据此推断李成林可能住宿在“德昌和”。
在王仁返回延吉前，延吉市公安局于3月5日开始对李庭进行外线侦查。3月8日14时，侦查员发现李庭离开关佰舟家后，直接进入“同德馨”皮铺，五分钟后离开，接着前往郎兴家，从北角门进入院内。
侦查员在省立病院附近监视郎兴家的东面和北面门，约一个小时后，李庭从郎兴家出来，沿原路返回关佰舟家。
3月9日，监视李庭的侦查员增至四人，分别监视郎兴家的北门和东角门、前边商店的两个门、关佰舟家门前的大路，以及骑自行车在三个监视点之间巡逻。
当天15时，李庭前往郎兴家，半小时后到达“同德馨”皮铺门口，乘坐马车前往东市场的盛德海家，随后一同前往延新剧院看剧，直至天黑后返回关佰舟家，盛德海返回自家。
3月10日至3月15日，李庭的活动规律与3月9日相似，但3月15日，郎兴前往西市场购买大米，长时间未出现。
3月21日后，有三到四个人频繁前往郎兴家和“德昌和”皮铺，其中一位戴礼帽的大个子被确认为王仁。为此，负责监视的侦查员增至七人，分别监视郎兴家、李成林居住的“德昌和”、盛德海家、“同德馨”皮铺和关佰舟家。
3月24日，即王仁返回延吉的第三天，侦查员发现王仁、李庭和郎兴等人前往新立浴池洗澡，三名侦查员也跟随进入浴池。洗澡结束后，他们互相更换了衣物，各自返回住所。
在历时两个多月的细致内外调查后，余力行及其团队成功获取了王仁所领导的保密局延边情报组详尽的行动线索，包括每位特务的住址及其周边环境。
尽管余力行判断当时并非收网的最佳时机，但鉴于我军即将在夏季对国民党军队发起反攻，若王仁的电台泄露情报，将对反攻行动构成严重威胁。
4月20日，关佰舟传来最新报告，称王仁的电台已修复，并计划于4月23日夜间进行发报。
基于此，在吉林省政府主席周保中的同意下，决定将收网行动提前，并将具体时间定于4月23日夜间。此行动由吉林省委社工部部长石磊亲自领导。
4月23日夜晚，随着石磊的指令，监视哨所于夜幕降临后吹响笛声，实施戒严，封锁区域迅速形成了封锁线。到了4月24日的午夜，抓捕行动同步展开。
王仁和郎兴在郎兴的住所被擒获，同时搜出了他们的电台；李成林在“德昌和”店铺中被捕；盛德海在自家被捕，并且还找到了一部苏联制造的电台；苏德轩在其弟弟家中被捕；孙健在“同德馨”处被捕。
隐藏在关佰舟家的李庭，因关佰舟不慎泄露了信息，在抓捕行动前匆忙乔装，利用亲戚刘振忠的证件翻墙逃脱。
抓捕小组推测李庭不会选择乘坐车辆，可能会步行前往汪清县，然后乘坐火车前往牡丹江、哈尔滨，或是敦化、蛟河。
因此，他们迅速派遣人员前往汪清和敦化的火车站进行布控。到了4月27日，他们在汪清火车站成功抓获了李庭。随后，根据李庭的供述，在汪清县火车站和汽车站设卡检查，最终成功捕获了董宪国。
同时，汪清县公安局成功逮捕了艾长泰和蔡清发；安图县公安局则抓获了杨文志和黄庆林。在此过程中，发现盛德海是苏联情报员，因此他没有被纳入王仁的延吉情报组，而是另案处理。
审讯工作由延吉县公安局司法科科长杨文林领导的审讯小组负责，他们运用分化瓦解的策略，首先攻破了王仁发展的孙健、艾长泰、杨文志和蔡清发等成员的心理防线，随后又攻破了苏德轩、李成林、董宪国、黄庆林等核心成员的心理防线，最终迫使王仁和李庭供认罪行。
根据王仁等人供述的保密局南满站、北满站的机构情况，以及北满站下属的永吉组、哈尔滨组、佳木斯组和牡丹江组的基本情况，我方迅速掌握了保密局在黑龙江和吉林地区潜伏人员的基本情况，为打击保密局在黑龙江、吉林两省的潜伏组织提供了重要线索。
最终，态度最为坚决的郎兴于1947年被判处死刑；王仁作为情报组的首领于1948年被判处死刑；李庭、李成林、苏德轩于1947年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董宪国、黄庆林、孙健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孙健、艾长泰、杨文志和蔡清发被判处一年零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