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哪个才是“真实的杜月笙”

“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

这高悬上海宁海路杜宅（杜月笙）第一进大厅内的一副楹联，是黎元洪的秘书长饶汉祥撰赠的，也是人们常用来概况杜氏一生的一句话。但究竟是饰美过情，还是恰如其分，就不得而知了，只能从身边亲近人留下的只言片语来推断一二。

对杜氏好奇，是那天闲逛网上书城，突然看到七公子杜维善所撰《我的父亲杜月笙暨杜府旧事》一书，明晃晃的“现货”二字在一堆预售书（繁体）中深深打动了我，于是火速斥巨资购下，于三天后在家门口收到了这本厚如砖头的大书。书封上的照片是杜月笙第一次办理护照时拍的标准照。

其实吧，最初我是想看“杜孟”二人八卦的，维善先生也不负我望，整整近大半本书写的就是“孟小冬”，书分上中下三篇，中篇开始就是“我的母親 一代名伶姚玉蘭、孟小冬”，下篇则完全是“我的庶母孟小冬”，足见孟氏在杜家是有地位的，也过得不错。而且我记得他还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坦率地说，对《梅兰芳》这部电影我并不特别关注。我认为如果严格按照历史事实来拍，那这部电影肯定是没办法拍下去的，只能一半事实一半虚构。我更感兴趣的是章子怡扮演的孟小冬像不像。”哈哈，笑死，维善先生也是一位妙人，推测其父母应该也不会古板无趣。

于是我就倒着看，明明是杜月笙的传记，我却先把孟小冬的部分看完了，然后又看完了姚玉兰的部分，最后才心满意足地翻开第一页，仔细看起“我的父親 海上聞人杜月笙”的生平。翻完全书，又看完胡叙五笔下的杜氏（胡叙五是跟随杜月笙多年的秘书，杜维善都赞他写的杜氏传记准确客观），我可以很肯定地说现在网上大多数关于杜月笙的文章，没根没据的胡编简直不要太多。因为这两本书的作者一个是杜月笙的亲儿子，一个是跟随十多年的贴身秘书；一个是斐誉海内外的古钱币学家，一个是“状貌木讷如三家村学究”；落笔的原则都是非亲身经历亲耳听到的不写，比如关于杜月笙的家庭婚姻，胡叙五就只字不提；再比如杜宅内斗，涉及先辈兄姐，杜维善也不多说，但并不否认。所以这两本书还是很有史料价值的，而且我还发现杜月笙其人的出现崛起，很适合作为“标本”来进行社会变迁分析，不过这是后话，且听我从头说起。

一、体面与不体面

杜月笙，一个可以止小儿夜啼的名号。关于他，从小听到的传奇与恐怖故事简直不要太多，但是翻开杜维善先生的口述，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一个完全迥异于我脑海中“流氓大亨”“黑帮大佬”的形象。

关于此，身为杜氏亲子的维善先生从小就习惯了大众对其父与家庭生活的种种揣测，曾直言：“很多人对父亲的印象都来源于上海滩题材的电视剧，以为他们整天过的是刀光剑影、打打杀杀的生活。当然电视剧必须这样拍，否则就没人看了。……在我看来，没有一本书会写出一个真正的杜月笙，……至于我自己，年轻时没有意识到要了解杜家历史，等现在想了解了，很多重要人物已经过世。”（来自于2013年《走出历史的烟尘》中杜维善的《我的父亲杜月笙》）

而翻完全书的我，留在脑海的第一印象就是，杜月笙虽出身贫寒，早年又混迹于社会底层，但他真是个“讲规矩”的老派的“体面人”，可世事难料，即使“杜月笙”这三个字响彻上海滩的时候，很多人事也不能尽如他意，也有着种种的为难与不体面。

（一）家庭和财政。

以我多年影视加文学的民国史底子看来，杜月笙应该是出身穷苦人家，幼年失孤，于是投身大上海十六铺水果店谋生路，然后凭借着“诡计多端、心狠手辣”一步步在青帮里混的风生水起，公馆大屋、娇妻美妾，私生儿女无数，哪里是一般人的“家庭生活”可比……

确实，无论是杜维善还是胡叙五，他们在书里都不避讳杜家与普通人家的不同，杜七公子就说杜宅里争斗很多，胡叙五更是直言“原来这些人的公馆，包括后来的月笙公馆在内，全是畸形的家庭。”（胡叙五，《一个真实的杜月笙》，159页。）但是此不同与我所想象的不同完全是两码事，不得不说关于“上海滩”和“杜月笙”，我的影视剧看得有点儿太多，正经历史看得太少了。

言归正传，杜月笙确实幼年失孤，但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底层（工农）子弟，而是商人之后。“其先人以经营丝茧为业，失败后移居上海浦东高桥，……其父曾在杨浦与有人合伙开爿米店，本小利微，仅堪糊口，穷到连他的学费都无法供给。”（胡叙五，《一个真实的杜月笙》，157页。）所以，他幼年只读了4个月的书。后来父母相继过世，他“既无叔伯”、“终鲜兄弟”，只剩下自己光杆一个，于是整日在茶馆赌场过着游荡的白相（上海话：混混）生活。虽有位不算穷的亲娘舅，但人情冷暖，他视为至亲，人家却觉得他是个无底洞般的累赘，不仅不照拂，而且非打即骂，彻底绝了杜月笙在故乡讨生活的心，只能忍气吞声硬着头皮去闯“十里洋场”，还默默发誓不出人头地绝不回这个“血地”。后来发迹了，对于娘舅的儿女他倒是教养培植，却始终不和娘舅本人往来，直到回乡兴建杜氏祠堂，才和娘舅见了面，彻底把儿时怨气都痛快地发泄了出来。

说到这里还有件趣事，初看杜氏传记，说他“生于七月十五当天(逝于中元节前一天)”，故乳名为“月生”。我还专门就此请教专业人士，“不都说七月半中元节，生于此日的人都命不好，大凶，巴拉巴拉……”。她无奈地看着我：“这你可想多了，中元节真的很多发财的，但的确有倒霉的。”

话说杜月笙发迹后，自然要另题名号，胡叙五就写道，有人根据《周礼·大司乐疏》 “东方之乐谓笙，笙者生也；西方之乐谓镛，镛者功也”之义，给他的“生”字上着一“竹”头，号曰“月笙”，而名之曰“镛。这里的“有人”，应该不是杜身边的谋士就是什么文人，而不应是网上说的章士钊，因为胡叙五作为秘书跟随杜多年，杜月笙又待章士钊极厚，如果是章给取的名号，胡不可能不知道，杜也不可能不跟身边人说，毕竟这是极光彩的事情，而不是什么不可传的密辛。

其实，胡叙五讲杜家是“畸形的家庭”，侧面指的是公馆里的“厨房政治”。不管是在讲杜公馆的轶事，还是讲杜早年的发迹，都离不开“厨房”这一独特的“空间”。因为无论是黄金荣还是杜月笙，发迹之后都是“义薄云天”的江湖做派，公馆里日日人流如织，厨房内天天有闲茶闲饭，只要“认得有人，就可以到时取用”。即便到了末路的香港时期，杜家开支已经捉襟见肘了，家里也是天天开流水席的。

杜月笙就是在“厨房”里认识了当时黄（金荣）公馆的女主人林桂生，并被赏识提拔，进而“升堂入室，由吃闲饭而闻烟赌两行”。这既是杜月笙发家的开始，也是他金钱来源的根本，尤其是赌。虽然据徐铸成统计杜月笙名下产业众多，比如银行5家、信托公司3家、轮船航运公司3家、电气公司8家等，更不论其他挂名的了，光头衔就二百三十多个。（杜维善，《我的父亲杜月笙暨杜府旧事》，第229-230页。）

但杜维善却说：“我父亲就是喜欢赌，是靠赌发达的。”（杜维善，《我的父亲杜月笙暨杜府旧事》，第259页。）特别是在抗战时，国难当头之际，除牌收档洗手不再“烟赌”两行之后，面对各项巨大开销，杜月笙辗转腾挪的经济来源还是“赌”。不过不是经营赌业，而是在专门玩“赌”的地方，以“赌”赚钱，特别是在战时的渝都，他只每夜必去刘航琛或范绍增处，每到必赌。

关于此，胡叙五是这么说的，“他在此道上虽不算顶儿、尖儿，但见多识广，经验丰富，比一般人自胜一筹。在鏖战之下，输是小输，胜是大胜，此项收获相当可观。这里面的四川朋友，手里多掌握着一爿银行，却从来不用支票。赌输之后，随便取张纸条，写上数额，签个名儿，与支票发生同样效力。月笙待至次晨，将赢来的纸条一张一张掏给其通商银行经理陈国华，收兑人账。四年浇裹以及济人利物之资，大半仰赖于此。”（胡叙五，《一个真实的杜月笙》，第59页。）

（二）婚姻和儿女

桂生姐不仅是杜月笙的贵人，更是他的媒人。杜月笙的原配夫人就是林桂生给定的亲。关于杜月笙的婚姻，作为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秘书，胡叙五一个字都没提过，他的七公子维善先生却着墨不少，他是这么说的：“我父亲那个时代的婚姻，不像现在要去政府部门领取结婚证书。那个时候，如果喜欢一个女人‘就说你做我女人吧！’领回家就成为夫妻了。我父亲的前楼太太、二楼太太、三楼太太就是这种情况。”（杜维善，《我的父亲杜月笙暨杜府旧事》，第378页。）

但实际上，杜月笙的第一段婚姻却是包办的，而且杜月笙也非常看重这位“原配夫人”，是以妻和“原配”之礼对待的。在杜家，因为“老公馆”是传统三进式的老房子，第一位夫人住在老公馆的前楼楼上，所以被称为“前楼太太”。前楼太太，名叫沈月英，是上海本地人，林桂生给包办的婚姻。娶过之后，沈月英一直没有生养，为了安慰她，杜月笙就抱养了一个孩子给她，是为长子杜维藩。但沈月英身体越来越不好，又抽起了大烟，而且抽得很厉害。

杜维善先生回忆说：“因为她常常与她的表弟一道抽大烟，你搭我，我搭你，就这样搭上了，跟她表弟有一手。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事情，为了这事，我父亲与她吵架。我父亲把他的几个兄弟都叫来，金廷荪、朱如山、顾嘉棠、叶焯山都叫过来，金家阿爸拿手枪给我父亲，叫我父亲开枪打死她，顾嘉棠就把手枪抢下来了，没打。此后没多久她就去世了，她过世得早，也许跟她抽大烟抽得厉害有关系，当时我们家里有的是烟土。” （杜维善，《我的父亲杜月笙暨杜府旧事》，第358-359页。）

“二楼、三楼太太都是苏州人，她们应该是同一年进入杜家的，听说我父亲对她们讲：你们来做我的姨太太吧！吃了顿饭，就成了杜家的人。” （杜维善，《我的父亲杜月笙暨杜府旧事》，第359页。）二楼太太陈帼英和三楼太太孙佩豪都很能生养，给杜月笙了生了好几个儿女，其中1921年出生的二公子学问最好，很早就去了美国，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不过，杜家的继承人始终是被领养来的长子杜维藩，不过“大哥”和孟小冬的女儿杜美娟是领养的事情，家里都知道但都不许提。

关于子女和继承人方面，杜月笙的种种行为很是让我不解。他的思想很“老派”，非常重视长子长女，所以杜七公子回忆说，他亲姐姐“杜美如”（杜月笙的第一个女儿）就很得父亲宠爱。大哥虽然是个阿斗，母亲沈月英也犯过大错；二哥不仅是父亲亲生儿子里的第一个，读书还好，但父亲还是尽力栽培大哥，二哥仍然排行老二。大哥大姐也常代替父亲应酬客人，在遗产分配时，长子分得最多，剩下的其他子女平均分配。

只能从另一方面说，杜月笙并不轻忽他的妻妾，也重视自己的子女，没有把自己的几房太太当“玩物”看待，太太们都很有个性，夫妻之间可以红脸吵架的。比如，杜月笙是浦东高桥人，很喜欢上海话，但是杜维善的母亲是河北人，一辈子都没学会上海话。和杜月笙讲话，反而是杜月笙要迁就去听懂夫人在说什么，而不是姚夫人要学上海话去就和杜月笙。至于为什么同为北方人的孟小冬上海话说得好讲得清，那是夫妻情趣，是另外一回事了。

杜维善还说三楼太太个性比较强，与父亲不和，经常和父亲吵架，而且是“大吵大闹”，早早就带着孩子去了英国读书，常年不在国内。所以杜月笙应酬在外，身边连个可以陪伴辅佐的人都没有，直到他娶了第四任太太姚玉兰。

姚玉兰与恒社诸人合影

杜维善的母亲姚玉兰出身梨园世家，主攻老生，同时也能演绎老旦、红生、小生及花脸等多个行当，舞台技艺精湛。1922年在汉口与孟小冬相识，她与母亲筱兰英都很喜欢孟小冬的表演，场场都去观看，后来就与孟小冬结为了义姐妹。

1929年，姚玉兰与母亲来到上海搭台唱戏，就在黄金荣办的黄金大戏院演出。杜月笙一生最好皮黄，能登台票戏，他的儿女各个也都爱听会唱。杜维善就回忆说，当时家里宴请，高兴时，每个人都要清唱的，一个都逃不过，他还唱了一回《徐策跑城》，可见杜月笙对京剧的喜爱。

于是在看戏的过程中，杜月笙就爱慕上了姚玉兰。但是，后续发展并没有如影视剧常演的或很多网上文章写的那样，或巧取豪夺或直接霸占，因为“我母亲的家庭是礼法规矩非常严格的秦到世家，我奶奶（ 杜月笙父母早逝，所以明媒正娶了姚玉兰后，子女们都称呼姚玉兰的父母为爷爷奶奶。）管教子女非常严格，一切应酬交往都是由我奶奶负责。” （杜维善，《我的父亲杜月笙暨杜府旧事》，第378-379页。）杜月笙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拜托黄金荣的大儿媳黄李志清作为媒人，上门提亲。

（姚玉兰、孟小冬与杜维善、杜美如合影）

当时姚玉兰只有二十四岁，而杜月笙已经四十一岁了，还有三房妻妾，姚家怎肯女儿上门做小，就开了两个条件出来，“一是必须公开宴请宾客，当众宣布成亲；二是入门以后不住在华格臬路的老公馆，不和其他三位夫人住在一起，要分开来住。”杜月笙听闻大喜，痛快地答应了这两个条件，还通过黄李志清再传话给姚家母女说，“如果她肯嫁给我，我一定跟她白头偕老，也绝不会把她当偏房。”（杜维善，《我的父亲杜月笙暨杜府旧事》，第379页。）

杜月笙重礼酬谢了媒人黄李志清后，就明媒正娶，用八抬大轿把姚玉兰迎进了杜家。还买了辣斐德路辣斐坊的房子单独与姚玉兰住在一起，后来又租了迈尔西爱路的十八层楼西式公寓，一直住到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据杜维善回忆，他们日常就住在十八楼公寓，只有除夕夜才会回到老宅，因为要祭祖拜年。

因此，姚玉兰也被称为“西海太太”。后来，从恒社诸人、宋美龄与孔二小姐等人对姚玉兰的态度，也可看出姚氏夫人在杜家的地位。比如孔二小姐就只与姚玉兰来往，而从不搭理杜家其它的太太。再比如杜家虽与蒋经国不和，但有次姚夫人在饭店与友人吃饭，遇到了蒋经国，蒋经国还主动上前打招呼问好。杜家的子女都喊姚氏为“娘娘”，表示尊重，姚玉兰死后也与杜月笙合葬在了一起。这些都证明了杜月笙确实信守了自己的承诺，尊重姚玉兰，将她视为正房妻子，白首偕老了。

但在外应酬时，杜月笙也出入长三书寓、各大舞厅，出手阔绰，有时是帮朋友，有时也逢场作戏，但“多少带点儿矜持态度……适可而止”。有人以此为文章，编成歌谣传唱，“月笙听来，不以为忤，反赏给五十大元。”（胡叙五，《一个真实的杜月笙》，189-194页。）

所以，在那个新旧交替、社会无比动荡的年代，杜月笙虽然各样风光，诸般旖旎，无限享受着新生活，却终身恪守着老规矩，大概是因为，他还是希望能穿着长衫，一直过着他理想的“忠孝仁义”的“体面人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