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7-25 产品展示 68
1936年10月15日，正值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即将实现伟大胜利会师之际，毛泽东同志亲自撰写了一封亲笔信给一位红军高级指挥官，信中写道：“得知你在六军中展现了出色的才能，红军因你而自豪！你的身体状况如何？同志们都十分挂念。我们这边一切安好，期待不久的相聚，共同为革命事业努力！谨此，向革命致以崇高的敬意！”这位被毛主席赞誉为红军“杰出人才”的传奇人物，正是我国军队中唯一在三个方面军均有所贡献的开国上将陈伯钧。
陈伯钧（1910—1974），原名陈国懋，字少达，号稚勉，系四川省达县（今达川）河市坝村人士，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1927年，他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历经平定夏斗寅叛乱之役、秋收起义、五斗江之战、草市坳之役、龙源口之役、黄洋界之守卫战、水南之战，以及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战役、漳州之战、南雄水口之战等。在军事生涯中，他还参与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及广西战役的指挥工作。1955年，陈伯钧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膺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及一级解放勋章。
而今投笔从戎去
陈伯钧，1910年11月26日诞生于四川省达县（今名达川）的一户农家。1923年，他考入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这期间，他聆听了萧楚女的演讲，并广泛阅读了革命题材的书籍与刊物，其思想观念得到了显著提升。然而，1925年，因卷入学潮，陈伯钧被学校开除。
回顾当时国内局势：自1924年起，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展开了首次国共合作，革命力量迅速壮大。1926年7月，声势浩大的北伐战争从广州拉开序幕，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接连攻克武汉、上海及南京，掌控了长江流域。武汉逐渐成为推动中国工农革命运动的关键区域。为迎合这一革命形势，并培育更多革命军事人才，国民党中央在武汉设立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的武汉分校。年仅16岁的陈伯钧听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生，便毅然报名，并成功通过了选拔，成为黄埔军校第六期的一员。自此，他告别了家庭，投身军旅，放下笔杆，拿起武器，踏上了一条为复兴中华民族而奋斗终身的不归路。
武汉分校选址于武昌的两湖书院，蒋介石担任校长一职，张治中出任教育长，郭沫若兼任政治部主任，恽代英则担任政治总教官。学校首批学子来自广州黄埔军校，下设炮兵、工兵、政治、经理等多个大队，并设有警卫大队。与陈伯钧一同入学的第六期学生，均为在武汉新招募的学生。学校设有两个男生大队和一个女生大队，每个大队下辖四个分队。大队相当于营级编制，分队则相当于连级。1927年1月，陈伯钧被编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入伍生第一大队。在武汉军校，政治课程包括《社会发展史》与三民主义，军事课程则遵循典范令。学生们每日进行三操两讲，并参与野外演习。
陈伯钧初入校门之际，正值北伐军攻克武汉不久，工人纠察队收回英租界，武汉革命氛围浓厚。同学们目睹大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内心洋溢着革命的热血与激情，时常高唱校歌以及“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歌曲，走上街头参与游行示威和演讲活动，满怀振兴民族的希望。1927年3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将武汉分校的校长制改为校务委员会制，邓演达、恽代英、谭延闿三人组成常委会，负责领导学校工作，恽代英主持日常事务，学校名称亦更改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军校的学习过程中，陈伯钧在政治、军事、实践以及思想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起了那场反革命政变。翌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全体学子齐聚武昌阅马场，参与了声讨蒋介石的大会，并随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到了5月，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的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向武汉发起了进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在叶挺的指挥下，迅速开赴前线，迎战夏斗寅。
武汉军校被改编为中央独立师，陈伯钧随部队于25日乘火车夜行，拂晓时分抵达纸坊车站，随即抵达土地堂，与二十四师并肩作战。当天下午，夏斗寅部便被击溃。尽管陈伯钧是首次参与战斗，但他信念坚定，作战勇猛。在咸宁前线，面对国民党反动派肆虐屠杀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以及革命形势愈发严峻的背景下，陈伯钧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教导团。南昌起义爆发后，身处武汉的陈伯钧等人决定投身南昌起义的队伍，于是他们离开了武汉，前往江西铜鼓。
17岁上井冈山
1927年秋季的一个清晨，陈伯钧与众人一同坐在河畔，忽闻有人惊呼：“瞧，那是毛委员！”众人定睛一看，果然是毛泽东，便纷纷簇拥上前。一番交谈后，毛泽东公布了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发动秋收起义。此次偶然的邂逅，让陈伯钧与毛泽东结缘。得知陈伯钧曾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并参与平息夏斗寅叛乱的战斗，且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喜悦地笑道：“太好了！我们党正急需像你这样的人才！”随即便向陈伯钧传授了许多革命理念，陈伯钧对毛泽东的敬意油然而生。
在秋收起义的烽火燃起之际，陈伯钧肩负重任，成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三营六连一排的排长。面对敌我力量对比的巨大差距，起义军遭遇了沉重的损失。为了维系部队的战斗力，毛泽东率领队伍向井冈山进发。1927年10月3日，陈伯钧随同毛泽东的脚步，抵达了宁冈县的古城，并参与了当地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
会议决定与井冈山上的袁文才、王佐领导的武装建立联系。毛泽东派遣陈伯钧等军事骨干协助袁文才进行队伍的改造，并传播革命的火种。陈伯钧抵达岗位后，便将队伍集中在武曲宫内，依照黄埔军校的练兵方法开展封闭式训练，实行一日三操（早操、上午操、下午操）和两课（政治课、军事课）制度。训练内容涵盖射击、跑步、放哨、夜行军、拆卸枪械等军事技能，以及政治教育。陈伯钧以其规范的动作示范和响亮的嗓音，迅速将一连新兵训练得井然有序，使部队逐渐步入正轨。此外，他还圆满完成了护送毛泽东返回茶陵以及给宁冈龙市县委传递密信的艰巨任务，赢得了毛泽东的赞誉与认可。在毛泽东的悉心培养和鼓励下，年仅17岁的陈伯钧在井冈山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迅速成长，日益成熟。
1933年，陈伯钧因其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荣获二级红星奖章的崇高荣誉。
1928年四月末，朱德与陈毅所率之部抵达宁冈龙市，与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部队成功会师，从而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陈伯钧被任命为第三十一团第一营第一连连长。至五月上旬，敌军发动了第三次“进剿”，陈伯钧在毛泽东“声东击西”战术的指导下，率部抵达高陇，击毙敌团长刘胡子，并攻占永新城。紧接着，他参与了毛泽东指挥的龙源口战役，三次攻克永新，使井冈山根据地达到了巅峰状态。
7月中旬，陈伯钧在永新北乡的战斗中不幸中弹，左大腿受伤，被送回井冈山治疗。8月下旬，湘敌吴尚率一个师趁机侵犯井冈山。当时正在小井养伤的张子清和陈伯钧参与了由团长朱云卿和党代表何挺颖主持的干部会议，共同指挥红军在黄洋界取得了一场以少胜多的辉煌胜利。毛泽东听闻此事后，挥毫泼墨，创作出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的传世诗句。
1930年伊始，红六军宣告成立，柯武东荣任第一纵队纵队长之职，而陈伯钧则被任命为参谋长。次年2月，该军与毛泽东所指挥的红四军并肩作战，成功攻克了吉水的水南地区。陈伯钧英勇善战，率部冲锋陷阵，锐不可当。此战中，他们一举全歼了自称“铁军”的敌军唐云山旅。然而，在追击敌军至吉水的乌江坪时，陈伯钧不幸遭遇右腿重伤。自当年12月起，伤愈复出的陈伯钧接连投身于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的激战之中。在实战中，他恪守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等灵活机动的战术思想，并始终坚定地支持与执行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方针。到了1932年7月，陈伯钧升任红十五军军长。
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于宁都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对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战略与战术进行了不恰当的指责，并据此剥夺了毛泽东同志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翌年1月，陈伯钧同志被任命为红五军团的参谋长。同年8月，鉴于对红军最高领导层在反“围剿”战役中“左”倾指导方针的不满，陈伯钧同志曾向红军总部上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却不幸受到了“左”倾路线的严厉批判。至10月初，陈伯钧同志被调任为第十三师的师长。
长征铁后卫
“此刻正值危机时刻，关乎中国革命的命运，望你们下定决心，迅速渡过湘江。”12月1日，陈伯钧巧妙指挥部队在阻击中渡过湘江，终于带领全师以及收容的红军成功渡河。在穿越老界山这一险关时，由于八军团疏于防范，让敌人有机可乘，不战而退。在陈伯钧的机智应对下，部队迅速通过了湘桂黔边境，最终胜利抵达贵州，与主力红军汇合。
“若非贵师的十三师在湘江战役中与敌激战整整一日，我们前方的部队恐难以如此顺利渡江，不知届时又将面临何种结局。”
在中央于贵州黎平召开会议之际，陈伯钧接到了调令，重返红五军团，接替刘伯承担任参谋长之职。1935年5月4日，陈伯钧与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一同率部，负责掩护前卫部队抢渡金沙江，确保全军装备顺利过江。董振堂、陈伯钧等将领在石板江、龙郎河一线以及坎凳东南山地部署防御，成功阻挡了追兵万耀煌部的攻势。红军渡江任务至少需要四天时间。随着一、三军团在别处尝试渡江失败，他们也需赶到绞平渡继续渡江，这使得红五军团所承担的掩护任务显得尤为关键。
董振堂、陈伯钧等人指挥部队在坎凳西南山地击退追兵，并在绞西之南设防，为渡江争取了宝贵时间。待红一、三军团顺利渡江后，红五军团于5月8日在风雨交加的夜晚急行军160公里，抵达金沙江渡口。红五军团以擅长防御战和掩护战闻名，被誉为“铁屁股”。在较长一段时间里，陈伯钧作为后卫军团的后卫，也因之赢得了“铁屁股”的美称。陈伯钧深谙毛泽东用兵之道，因此，由他指挥的战役往往取得胜利。这不仅得益于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刻苦钻研，也离不开毛泽东在战术素养上的悉心指导。
1935年7月，中央红军与第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之际，鉴于加强第四方面军军事指挥工作的迫切需要，中央军委决定调陈伯钧担任第四方面军第九军参谋长。然而，此时张国焘意图挟制中央，擅自改变北上方针，在第四方面军干部中散布对中央的不满，导致部队士气低落。陈伯钧听闻此事后，内心颇感不快。
尤其是当他在与普通士兵讨论第一、四方面军纠纷时，更是义愤填膺。尽管陈伯钧对张国焘对抗中央的具体情况尚不知情，但他凭借着对党和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于9月6日晚餐后，毅然给总政委写信，恳求面谈，表达自己对会师后纠纷问题的看法。9月8日上午，陈伯钧直率地找到张国焘，直言不讳地要求他采取有效措施，迅速解决中央问题。张国焘听后，态度冷淡地回应道：“中央政治局内部也存在诸多争论，尚未彻底解决，总部机关意见也不统一。若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自上而下进行纠正，但鉴于两地相隔甚远，难以迅速实施。”
陈伯钧再次明确表示：“党内事务，红军党员有权提出意见。在问题未解决之前，绝不允许随意滋事，破坏红军团结！”次日午饭后，陈伯钧再次与张国焘交谈，却偶遇刘伯承，便将前日与张国焘的谈话内容告知刘伯承。刘伯承叮嘱陈伯钧要保持冷静，细致观察事态发展，并注意斗争策略。当晚，陈伯钧向总部提交了调动工作的报告，并多次与张国焘交涉，直至9月13日才再次见到张国焘。他再次要求采取有效措施，迅速解决问题，以挽救危机，维护革命。张国焘表面上以首长之礼相待，实则内心怒火中烧。因为在他麾下，无人敢如此挑战他的权威。在以“好言”送走陈伯钧后，他立即召集部下，部署如何处置这位敢于挑战他的陈伯钧，命令他“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毛泽东致陈伯钧信
自此，陈伯钧被冷落一旁，无人关注。直至张国焘的南进图谋落败，方才采纳中央北上的战略。鉴于军事形势之需，1936年2月，陈伯钧再次被启用，重返第四军担任参谋长一职。他毫无怨言，重新投入到新的工作岗位上，奋发向前。
军中日记第一人
陈伯钧对书籍情有独钟，长征途中，他携带着一箱箱爱不释手的书籍踏上征程。即便军情紧急，他亦不放弃任何收集图书的时机。每当兄弟部队举行会餐，他总会餐后前往军部搜寻书籍，纵使仅得一本，亦会详记于日记之中。
陈伯钧养成了撰写日记的习惯，且一以贯之，这在军人群体中实为罕见。自1933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起，他几乎未曾间断，持续了近30年。无论是战火纷飞的年代，或是和平建设的时期；无论是行军跋涉的征途，还是在部队休整、相对安宁的学习环境中；无论是革命理想得以实现的喜悦时刻，还是在遭受冤屈、心境抑郁之际，陈伯钧总能挤时间记录下当日的所见、所闻、所感。即便在忙碌得无法抽身的时候，他也会在事后立刻补充记录。
在红军长征的两年征途中，陈伯钧无论是在战斗还是在休整，除了1935年底至1936年初因重病卧床，连续几天集中撰写一篇日记之外，其余时间他始终保持着每日必记的坚持。在战斗紧张、无暇他顾时，他也会在事后补写。他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了那充满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为后世留下了数百万字的珍贵史料，成为了一份极为宝贵、丰富的精神财富。因此，陈伯钧被誉为“军中日记第一人”。
《陈伯钧日记》堪称一部极具价值的珍贵文献，其史料价值无可估量。自1933年至1950年，历时十八载，正值我国革命历程中的关键阶段。日记详实记录了作者所隶属的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等部队在战斗、战役、行军转移、军政军民关系、军事训练、教育宣传、文化娱乐等方面的种种活动，为探究中共党史、革命史、军史、抗大校史以及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东北解放区等地的社会状况，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即便日记中关于抗战时期延安与庆阳每日天气及气候变化的记载，亦对近代气象学的研究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他所留下的宝贵日记，从一隅之角，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我党我军斗争历史的一角。阅读之后，将使我们对党那段光辉且曲折的历史拥有更为直观、更为深刻的理解。”
专注军事教育
1927年12月，在井冈山砻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率先创建了军事干部培训机构——工农革命军教导队。毛泽东委以重任，任命陈伯钧担任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肩负起培养红军干部的重任，并勉励他勤学好问。至1930年10月，陈伯钧又兼任红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学生总队政治委员。随着抗战的爆发，陈伯钧投身中央党校深造。毕业后，1938年6月，他被任命为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
在此期间，他不断调整和革新学院的教学模式，为我军培育了大量杰出的军事人才。毛泽东曾向抗大的教职员工发出号召，要求他们安心工作，立志“战死延安，埋骨清凉山”。陈伯钧将此教诲铭记于心。鉴于毛泽东工作繁重，无法亲自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课，陈伯钧接替了这一任务。他讲授的战略学成为抗大的标志性课程。
陈伯钧文笔了得，口才出众，擅长演讲，在抗大的演讲常常持续两三个小时，甚至有一次在一天之内连续演讲了八个小时，声嘶力竭却愈发精神饱满。在陈伯钧的辛勤耕耘下，抗大的教育训练工作呈现出勃勃生机。值得一提的是，他还积极参与了我军统帅的哲学研究会和战争研究会，并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撰写了《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一文，该文发表于《解放》杂志。
1945年秋季的尾声，陈伯钧受命率领800名干部奔赴东北开展工作。次年8月，他被任命为东北军政大学的教育长。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人民解放军的建设迈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此背景下，能够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擅长指挥各军兵种协同作战的高级军事干部显得尤为关键。为此，党中央决定着手建立军事学院，并委派刘伯承负责学院的筹备工作。在刘伯承的推荐下，中央军委于1950年11月30日正式任命陈伯钧担任军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以及战史教授会主任的职务。到了1952年，陈伯钧晋升为军事学院党委常委，并兼任院副教育长及军事科学研究部部长（不久后，他又被任命为教育长，同时担任军事科研部部长）。
“延安有清凉山，南京有紫金山。”延安，清凉山，抗大，陈伯钧又怎能忘却那段充满激情的岁月，又怎能不铭记毛泽东昔日所赋予他们的庄严誓言。
1954年，陈伯钧担任军事学院党委副书记，次年则荣升副院长及党委副书记。1956年1月11日，陈伯钧与刘伯承共同伴随毛泽东再次巡阅南京军事学院，并就工作进行了汇报。毛泽东对军事学院的工作表示了认可与鼓舞。至1957年9月，陈伯钧又被任命为高等军事学院的副院长，并于1962年9月升任院长一职。
高等军事学院的教学工作深受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领导的关心与重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曾在中南海接见高等军事学院的教员、学员代表以及团级以上在职干部，并留下了珍贵的合影。彭德怀、贺龙、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将领亦曾莅临学院视察或发表报告，极大地激励了全体教职员工。高等军事学院培养了上千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干部与高水平的军事理论人才。此外，学院还设立了越南班，先后有越南人民军副总参谋长、总政治局主任、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院长等43位高级军官前来学习。
六十年代初，着眼于提升高级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毛泽东同志建议他们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原著。在毛泽东同志的赞同下，中共中央宣传部精心挑选了马、恩、列、斯30部经典著作，将其印制成单行本。高等军事学院遵循军委的指示，设立了高级干部读书班，召集大军区和总部的高级干部参与学习。
读书班每期历时三个月，每期研读两三本著作。陈伯钧等学院领导高度重视，特意挑选了最优秀的教员，组建了“三十本书教学组”，负责备课和辅导材料的编写。陈伯钧同志亲自参与检查试教的情况和效果，并给予及时的指导。高级干部读书班取得了显著成效。1963年11月30日，贺龙、聂荣臻两位元帅特地前来学院，接见了第二期学员并合影留念。此外，陈伯钧将军亦是一位儒将，他编写的《步哨动作》、《侦察勤务》等著作，在我国军事历史研究领域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1974年2月6日，陈伯钧在北京不幸离世，享年64载。
陈伯钧将军的一生饱经风霜，但他意志坚定，逆境中愈发勇猛，屡建赫赫战功。在国民大革命陷入低谷的1927年5月，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投身于秋收起义。自此，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他由一名普通排长、连长，逐步晋升为红军的高级指挥官。纵观陈伯钧的人生历程，他勤奋踏实，吃苦耐劳，忠诚不渝，终成一位难得的杰出将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