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8-03 新闻动态 76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初创阶段，毛泽东与贺子珍喜结连理，并肩作战，共同经历了中国革命历程中最艰苦的十年。然而，在历经长征的艰辛后，当他们抵达相对安宁的陕北时，性格的差异却导致了他们之间出现了严重的感情裂痕。
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以来，延安被誉为“抗日圣地”，吸引了众多革命青年以及众多关心并支持中国抗战的外国朋友。其中不乏年轻貌美、知识渊博、文化素养深厚的女青年。每当目睹她们与毛泽东谈笑风生，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题，贺子珍，因文化水平有限且长期生活在封闭的环境中，心中难免滋生出一种“自卑感”。因此，她与毛泽东之间发生了多次争执，甚至激烈争吵。1937年8月，因对一位外国女记者在采访毛泽东时采用的西方礼仪感到困惑，贺子珍与毛泽东发生激烈争吵后，一怒之下离开延安，前往西安，计划前往上海进行手术，取出体内折磨她的弹片，以便重返战场。然而，得知因战争原因暂时无法前往上海后，这位在井冈山时期便声名鹊起、性格坚毅的“女游击队长”并未选择返回延安，而是决定前往苏联深造，以弥补自己文化水平不高、理论基础薄弱的不足。
或许出于某种未明的考量，在启程之际，贺子珍委托他人将毛泽东昔日赠予的那方洁白的围巾归还，并在其上题字：“从此诀别”。然而，直至1937年9月洛川会议圆满结束后，毛泽东方才收到这方手帕。他随即挥毫泼墨，写下了一封感人肺腑的书信，试图挽留贺子珍：“如今我的处境与王明路线时期已截然不同，那时我无权发声，备受打压。而今，我拥有了话语权，众多干部与青年渴望与我相见，与我探讨时事、民族命运，你应当感到欣慰。桂圆，请不要再生气了。我们在战争中历经磨难，我向你保证，今后绝不会让你再为我承受如往昔那般沉重的苦难。”对于已然成为一党领袖的毛泽东而言，能够以如此亲切的口吻倾诉，一方面彰显了二人平日里的深厚感情，另一方面亦表明毛泽东显然不愿放手这段情谊。
未获贺子珍的回复，毛泽东遂致信追问：“难道我们便要终止联系？”贺子珍回应坚定：“是的，我们结束吧。”
贺子珍看似“绝情”，实则不过是“嘴硬”之态，她与寻常夫妻争吵后一般，只是想要对丈夫进行一番“整顿”，用现代词汇来形容，便是意图实施“极限施压”。然而，她内心深处始终对毛泽东念念不忘，甚至后来还将自己在苏联拍摄的照片寄回给了他。
“子珍同志，你所寄的照片已收到，我一切安好，请勿挂念。希望你努力学习，在政治上不断进步……从今往后，我们便是纯粹的战友。这也算是对我们之间情感的最终了断。”
尽管如此，他们之间那份深厚的战友情谊始终未曾消退。解放之后，贺子珍主要居住在上海，偶尔也会回到南昌小住。每当佳节来临，毛泽东便会派遣女儿李敏，或是亲自写信，亦或是亲自南下，陪伴贺子珍。他还会亲自挑选各式特产，带给贺子珍。贺子珍嗜烟如命，毛泽东时常劝她戒烟。然而，有一次，外宾赠予毛泽东一条外国名牌香烟。毛泽东抽了一支，觉得味道甚佳，于是将剩余的香烟细心打包，托人转交给贺子珍。为了协助贺子珍掌握国际国内形势，提升她的理论和文化素养，毛泽东特地送给她一台当时国内最先进的熊猫牌收音机。贺子珍亦以同样的方式回报，每当女儿返回北京，她都会携带毛泽东喜爱的各种新鲜蔬菜。
他们彼此关怀，隔空互致祝福，岁月如梭，转眼间已携手走过了22载。
1959年，对于毛泽东而言，这一年他的生活充满了诸多传奇色彩。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他正式卸任国家主席之职，并开始筹备实现长久以来的骑马沿黄河考察的愿望。为此，中央军委特地指派专人负责为毛泽东驯养马匹。在职业生涯中，他选择了退居二线。而在个人生活层面，毛泽东在酷暑盛夏之际，终于踏上了阔别32年的故乡之旅。此外，在庐山会议期间，他还特别邀请了自己的“前妻”贺子珍前来庐山，与她重逢，这是他们分手以来的首次见面。这一切无不显示出毛泽东似乎有意与过去进行某种“了结”。
对于毛泽东与贺子珍此次会面的具体细节，唯一全程见证者水静曾对之进行了详尽的回忆记录。
1959年7月8日夜晚，贺子珍在朱旦华的陪同下，悄然抵达庐山。应毛泽东的指示，此次行动严格保密，除毛泽东本人外，仅有杨尚奎夫妇与朱旦华三人知情。为了稳定贺子珍的情绪，水静与朱旦华并未透露实情，而是以“省委安排避暑”为由，将她骗至山上。抵达后，车辆径直驶至杨尚奎事先安排的、相对隐蔽的牯岭涵洞左侧“28”号房，该处仅有一名服务员。贺子珍在此处下榻，并由水静陪伴。
安置好贺子珍后，水静迅速前往“美庐”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毛泽东在听闻水静所述贺子珍情绪稳定、记忆力尚佳，并能回忆起诸多往事后，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神色。他随即指示水静，次日安排杨尚奎的车辆将贺子珍接来。为了减少知情者的范围，毛泽东特别叮嘱，仅让水静一人陪同，连贺子珍的“妯娌”朱旦华亦不得参与。
水静接下命令后，正要离去，却见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立在那里，似乎并未留意到水静的言辞，只自语道：“但愿一拍即合。”何事能一拍即合？与何人一拍即合？这一瞬间，水静的思绪突然一闪，随即又迅速消散，她未再深思，径自离开了。
7月9日晚上9时，水静依照毛泽东的既定时间陪同贺子珍抵达“美庐”，而毛泽东已在此之前做了周密准备。他除了留下值班卫士封耀松外，还将其他人员，包括平日里形影不离的李银桥，一并遣送下山。
封耀松将贺子珍搀扶至毛泽东的办公室，亲自泡好茶后便悄然离去。与此同时，水静则始终在值班室中静候。换言之，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私密交谈，除了当事人双方，外界根本无从得知。那些小报上关于“执手相看泪眼”等细节的描述，纯属虚构。
会面落幕，毛泽东轻按铃铛，示意封耀松将贺子珍搀扶而出，接着又将水静唤入。水静回忆道：“我瞧见毛泽东手中夹着香烟，面色阴郁，情绪低落，似乎在对我诉说，又似在自言自语：‘糟糕，我的头脑出了问题，回答得驴唇不对马嘴。’”片刻之后，他的思绪逐渐回归现实，对水静叮嘱道：“她情绪激动，你需留意。”他又说，“明晨一早，你便将她送下山去，务必绕开熟人。”言辞间流露出几分无奈。
行走在下山途中，水静不禁又回想起毛泽东前晚所讲的那句言简意赅的话语：“愿一拍即合”。毛泽东思维缜密，断不至于无端地随意说出这番话。那么，他当时究竟在思考什么？水静对此困惑不已。数十年后，有人勇于猜测：起初，毛泽东或许有意充当“月老”，为贺子珍寻觅合适的伴侣！毕竟，贺子珍若能有一个美满的归宿，毛泽东亦能安心。然而，在观察到贺子珍的健康状况后，毛泽东最终放弃了这一念头。至于这个“猜测”是否真实，毛泽东所考虑为贺子珍牵线的“良缘”究竟是谁，恐怕永远只能成为永恒的谜团。
关于毛、贺二人的此次会晤，水静明确指出以下几项历史事实：
一、贺子珍抵达庐山后，人际交往极为有限，仅与水静、朱旦华、“28”号客房服务员、司机、卫士封耀松以及毛泽东本人有所接触。然而，某些文章却随意为贺子珍“增添”了护士、女伴等角色，甚至“虚构”了包括彭德怀在内的交流对象，这显然与事实有所出入。
二、在那个贺子珍与毛主席会面的夜晚，“美庐”内仅封耀松一人负责值班，四周静谧，无人打扰。然而，某些文章却描绘了贺子珍听闻彭德怀以“雷霆万钧之声”与毛主席争执的情景，甚至描述彭德怀离去时与贺子珍握手“紧握良久”。这些描述纯属无稽之谈。
三、某些文章甚至记载，毛主席在那一晚特邀贺子珍共进晚餐，举杯畅饮，继而又在“皎洁”的月光照耀下，陪伴贺子珍一同领略庐山夜色。然而，这些描述均缺乏事实依据。
四、在庐山会议期间，江青实际身处北戴河进行避暑。然而，有传言称她当时在杭州，接到庐山的秘密来电后迅速抵达，并在会上引起了一场风波。但事实上，江青当年并未登临庐山，所谓的“大闹庐山”的说法显然是无稽之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