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是国军俘虏，却在上甘岭打残美军，一战封神后被授予少将军衔

他本是国军俘虏，却在上甘岭打残美军，一战封神后被授予少将军衔

1935年的冬天，陕北的黄土塬上冷得能钻进骨头缝里。一个叫崔日发的国军小兵，正和弟兄们在直罗镇的战壕里抖得像风中的筛糠，炮弹的尖啸几乎要撕裂他的耳膜。

他们是东北军109师的兵，此刻正被红军像包饺子一样围得水泄不通。不远处，师长牛元峰的身子已经凉透，鲜血把身下的黄土染成了一片暗红。这场由彭德怀亲自指挥的战役，不仅是给长征刚到陕北的中央红军一份厚重的“见面礼”，也彻底敲响了这支东北军的丧钟。

枪声渐渐稀疏下来，绝望中，崔日发脑子里只剩下一句老兵油子们常念叨的顺口溜：“枪一响，就投降。红军优待俘虏，愿回家，送三块大洋。”他和剩下的五千三百多名弟兄，扔掉了手里的家伙，稀里糊涂地成了红军的俘虏。

这个叫“崔日发”的年轻人，其实连个正经名字都没有。十六岁那年家里给说了门亲事，才找人起了这个名，图个“日日发财”的口彩。他哪能想到，十七年后，自己的名字会响彻朝鲜半岛，让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都感到胆寒。

他老家在河北魏县，穷得叮当响，小时候村里人都叫他“小四”。为了混口饭吃，1934年秋天，他流落到汉口，跟着几个东北军的逃兵，稀里糊涂地穿上了那身灰布军装。谁承想，兵才当了一年，就栽在了直罗镇。

当了俘虏，日子反而安稳了些。红军的干部不像国军长官那样非打即骂，有个嗓门洪亮的干部站在他们面前，话说的很实在：“我知道你们都是穷苦人，家乡让日本鬼子占了，才出来当兵的。”

说话的人叫黄镇，是红十五军的宣传部长。俘虏们都低着头，没人吭声，但这些话，句句都说到了心窝子里。

一天晚上，一个叫唐天际的红军干部，把他叫到跟前。唐天际没跟他讲什么大道理，只是塞给他两本书，一本是《辩证唯物主义入门》，另一本是《大众哲学》。

昏黄的油灯下，这个大字不识几个的穷小子，一字一句地啃着那些从未听闻的道理。那些关于阶级、关于剥削、关于革命的文字，像一颗火种，在他心里点燃了一片燎原之火。

1936年，崔日发举起拳头，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跟着部队东征西讨，从山城堡打到陇东，昔日的俘虏兵，在战火里淬炼成了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

到了1938年，他被任命为涉县独立团二营的教导员。他觉得“崔日发”这个名字，带着一股子封建小农的土气，配不上自己现在的身份。他拿起笔，给自己改了个新名：崔建工。建设工农新政权，这是他给自己立下的志向。

崔建工原本是个政工干部，在115师687团管组织工作。可命运偏偏要让他走上另一条路。一次战斗中，军分区司令员意外负伤，指挥部里乱作一团，情急之下，大家把崔建工推了上去。

谁也没想到，这个成天跟笔杆子打交道的政工干部，指挥起战斗来竟有模有样，调度有方，硬是带着部队打退了数倍于己的强敌。这一战，让他体内的军事才能彻底觉醒，从此弃文从武，一路从分区司令员干到了旅长。

解放战争时期，他已经是晋冀鲁豫野战军里一员悍将。1947年的冬天，他带着27旅在河南死死顶住国民党三个整编师的轮番猛攻，兵力悬殊，硬是扛了二十多个小时，阵地稳如泰山。

最险的一仗是在洛阳城外，他对上了国民党的王牌军第18军。崔建工手里只有一个团，却要守住核心阵地。炮火几乎把阵地犁了一遍，敌人甚至丧心病狂地打来了毒气弹。他的部队死战不退，在阵地上坚守了两天两夜，寸土未失。

1951年3月，崔建工带着志愿军第45师，雄赳赳地跨过了鸭绿江。一年多以后，他和他的部队，将在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迎来一场炼狱般的考验。

1952年10月14日凌晨，美军的“摊牌行动”开始了。三百多门大炮、近五十辆坦克、五十多架飞机，对着上甘岭那两个小小的山头，倾泻了海量的钢铁。美军使用了骇人听闻的“范弗里特弹药量”，炮火密度之大，平均每秒就有6发炮弹落下，整座山头都在燃烧，山体硬生生被削低了两米。

战前，15军军长秦基伟给他下了死命令：“守住阵地！要是丢了上甘岭，你崔建工就不要回来见我！”

崔建工的回答掷地有声：“军长放心！打剩一个连，我当连长；打剩一个班，我当班长！”

战斗的残酷很快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打到第四天，美军又增援了一个整团。10月18日，表面阵地第一次全部失守。崔建工在电话里向秦基伟哭着报告：“军长，我的部队快打光了，一个连剩下不到十个人，没兵了，我拿什么去打？”

兵团司令王近山得知情况，在电话里冲着秦基伟咆哮：“今天晚上必须把阵地给我拿回来！拿不回来，你秦基伟回家放羊去！”

巨大的压力层层传递下来。崔建工召集起全师所有还能动的干部，声音嘶哑地发出最后的动员：“打！打到最后一个人！打剩一个连，我当连长；打剩一个班，我当班长！我死了，副师长唐万成接替指挥！”

那一夜，师部的警卫连、炊事员、通讯员，所有人都拿起了枪。师长自己的警卫员，也被他一脚踹上了火线。他们像一群暗夜里的幽灵，用血肉之躯向着被敌人占领的阵地发起了决死冲锋，硬是在天亮前把阵地又夺了回来。

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45师的勇士们被迫转入坑道作战。真正的地狱，才刚刚开始。

坑道里伸手不见五指，炮火的巨大震动，连油灯都点不着。最可怕的是缺水，战士们的嘴唇干裂得像焦黑的树皮，炒面根本咽不下去。有人开始喝尿，有人趴在湿冷的坑道壁上，希望能舔到一点点渗出的水汽。

敌人用尽了各种恶毒的手段，他们用铁丝网封锁洞口，用炸药爆破坑道，往里面扔毒气弹和汽油弹。坑道里弥漫着血腥、汗臭和排泄物的味道，空气污浊得令人窒息。

就是在这样的绝境里，战士们的乐观和顽强，却像金子一样闪光。黄继光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眼；苗族战士龙世昌抱着爆破筒与敌人的地堡同归于尽；孙占元双腿被炸断，在弹尽粮绝之际，拉响最后一颗手雷滚进了敌群。

崔建功晚年一提起这些战士，总是老泪纵横：“战士们打得太顽强了，上甘岭的每一寸土地，都是英雄的血染红的！”

43天的血战，志愿军最终守住了阵地。美军在战报中哀叹：“到此为止，联军在三角形山（上甘岭）是打败了。”这片焦土，成了美军永远的“伤心岭”。

1954年，45师凯旋归国。当崔建工走进人民大会堂时，全国人大秘书处郑重宣布：为表彰其在上甘岭战役中的卓著功勋，特批将其名“崔建工”改为“崔建功”。一字之差，从“建设工农”的理想，变成了“建功立业”的现实。老军长秦基伟更是挥毫写下“建功立业为人民”七个大字相赠。

1955年秋天，中南海怀仁堂将星闪耀。二十年前那个在直罗镇放下武器的国军俘虏兵崔建功，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从崔日发到崔建功，一个人的名字，见证了一段传奇。他的故事，其实是那一代中国军人的缩影。他们从旧时代的尘埃里站起，被一种崭新的信仰所感召，用钢铁般的意志和血肉之躯，为一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打出了尊严，打出了国威。他们的人生，就是一部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