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表现有争议的12位文化红人

文革表现有争议的12位文化红人

郭沫若

国宝级文豪，文化名人

质疑事件

（一）1966年4月14日，面对文化大革命即将到来的风雨，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议上临场进行了自我批评，彻底摒弃了自己的作品：“应当尽数焚毁，毫无价值”。他不仅自我否定，还对所有知识分子进行了全盘否定。随后，在康生的指示下，毛泽东批示，4月28日，《光明日报》刊登了这篇文章，随后全国各大报纸纷纷跟进转载。此举立刻在国内外引发轩然大波，人们误以为郭沫若是在支持焚书坑儒。郭沫若事后进行了一些辩解，试图挽回影响。然而，仍有部分人指责他缺乏气节。

（二）文化大革命爆发，郭沫若不幸沦为冲击的对象。幸好有周总理的鼎力保护，他才侥幸躲过一劫。毛泽东曾多次对他提出严厉批评，江青也屡次对他指手画脚。他的两个儿子郭民英和郭世英相继自杀。然而，即便在这段饱受文革摧残的岁月里，他依然创作了不少诗文，为文革高歌猛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在1976年5月12日所作的《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此举让他的政治品格遭到了广泛的质疑。

（三）在郭沫若的诸多颂诗中，最引人非议的乃是对江青的赞颂之作《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亲爱的江青同志，您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您擅长灵活运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您不顾个人安危，在文化战场上英勇奋战/让中国的舞台涌现出无数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然而，正是这位江青，在1974年1月25日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两次点郭沫若的名字，要求他起身，对其进行了公开的羞辱。

（四）在1971年，郭沫若出版了其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为迎合毛泽东对李白诗作的偏爱，他颠覆了先前将李白与杜甫并称为“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的赞誉，转而力主“扬李抑杜”，此举引发了对其是否背离了我国文人坚守信念、探寻真理之优良传统的质疑。

（五）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毛泽东先后创作了两首诗作，对郭沫若的学术著作进行批判，并对其史学观点提出质疑。面对此情此景，郭沫若身患重病，却依然挥毫泼墨，回赠了两首诗作予毛泽东。在这些诗中，他不仅全盘接受毛泽东的批评，彻底否定自我，甚至感激不已，誓言对毛泽东的忠诚。然而，也有人批评他过分彰显了“御用诗人”的特质。

（六）郭沫若离世之际，遵照其遗愿，其骨灰被撒播于山西昔阳县大寨人民公社的梯田之中。这位文学巨匠选择文革期间农业领域的典型作为自己的最终安息之地，这场景似乎带有一丝荒诞的意味。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奠基人，知名哲学家

质疑事件

文革初期，我屡次遭受批判，但后来毛主席提出了“给出路”的指示，我得以获得“解放”。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作为四人帮的写作团队“梁效”的顾问，我过分地奉迎迎合江青，放弃了自身的学术信念与立场，彻底转变了之前尊孔的观点，违心撰写了一些批判孔子的文章。因此，遭到了学界同仁的广泛质疑。

“冯先生并非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他重视而不随波逐流，不，他似乎有些玩世不恭。”1985年，冯友兰先生九十寿辰，家中设宴庆祝，然而梁漱溟先生却坚决拒绝邀请，并在回信中阐明原因：“只因您曾对江青阿谀奉承，故我不愿出席寿宴。”令人敬佩的是，冯友兰先生收到信后并未生气，反而认为这种直言不讳的批评十分难得。此后，冯友兰先生不止一次反省自己当年的失误，称自己那些批判林彪和孔子的文章“充满了哗众取宠的心态，并非出于真诚，而是虚伪的表现。”能够进行这样的自我批评，足以说明冯友兰先生懂得知耻而后勇。

劫夫

著名作曲家

质疑事件

（一）在“文革”初期，他亲自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诗词谱曲，率先创作了众多所谓的“语录歌”。这些作品迅速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红歌”，也因此赢得了江青一伙的青睐，被视为与革命文艺路线相契合的音乐创作者。

（二）张洛劫夫夫妇与黄永胜、项怀芳夫妇之间关系尤为紧密，交往频繁，因此也加入了叶群为女儿挑选未婚夫的行列，并荣幸地受到了林彪的亲自接见。回到家中，劫夫夫妇即刻给林彪寄去一封充满感激的信，表达了对“毛主席的永恒忠诚”以及对“林副主席的无限忠诚”。到了1970年，他们又主动为林彪的《重上井冈山》谱写了曲子，此举赢得了黄永胜、叶群等人的赞誉。

（三）在1971年的九月底，劫夫通过窃听蒙古电台的广播，获悉我国有一架飞机在蒙古领土上不幸坠毁。当国庆节“十一”来临之际，劫夫观察到北京并未举办任何庆祝活动，由此推测毛泽东主席可能病情严重，林彪同志可能已经战胜了江青集团，接替了主席的位置。于是，他萌生了创作一首歌颂林彪同志接班的歌曲的念头，名为《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然而，在林彪事件爆发后，劫夫因为“积极投靠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名被拘押。不幸的是，1976年12月17日，他在“学习班”中因心脏病发作而突然离世。

八十年代，尽管对其所犯的严重错误给予了明确肯定，但对劫夫的评价依旧保持了相对客观与公正。他创作的部分歌曲亦得以解禁。然而，他仍旧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颇具争议的人物。

杨荣国

知名中国思想史及历史学者

质疑事件

在1973年的“批孔”运动期间，杨荣国顺应江青等人推动的批林批孔潮流，对其著作《简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相应的修订。在此过程中，他增补了关于儒法斗争的章节，并撰写了《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一文。此文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毛泽东评价道：“杨文颇好”。

“南子容貌姣好，孔子对她存有野心，特意前往拜访，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所谓品格、所谓道德，揭示了他真实的人格，孔子并非那么端正”，这几乎是对孔子进行了人身攻击。

江青等人借“反对走后门”之机，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周总理等老干部。在此背景下，杨荣国在批孔巡回报告中，违背了一名历史学家的职责，竟将“子见南子”曲解为孔子“意图前往卫国担任官职，寻求内部关系”，甚至进一步臆断“孔子试图通过南子，在卫君面前美言几句，以便能在卫国执掌大权，成为高官”。

因此，众多行业内的学者认为，杨荣国并非仅仅是被动地被“四人帮”所利用，他实际上表现得极为主动，选择投身其中，完全背离了一个学者应当秉持的良知与道德准则。

周一良

著名历史学家

质疑事件

（一） 作为公认的陈寅恪先生的得意门生，他却与恩师在文革之前就已分道扬镳，彼此间的距离逐渐拉大。他热衷于投身政治，孜孜不倦地追求进步，每逢政治运动，他都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在文革期间，他毅然决然地烧毁了自己的博士学位证书，坚信“过去数十年的岁月里，自己与革命事业渐行渐远，现在正是把握时机、全身心投入革命、接受磨砺与考验的关键时刻”。他也是较早加入造反派的学者之一，成为当时罕见的现象。

（二）周一良的才华得到了认可，随即被吸纳进入那个臭名昭著的“梁效”写作团队。他以“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的敬业精神，倾力创作出一系列重磅文章，为能投身于“革命路线”服务而欣喜不已。

四人帮覆灭之后，他遭遇了组织的审查和学界的批评。在一方面，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文章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当时沸沸扬扬的儒法之争，……客观上也成为了‘四人帮’反革命舆论的一部分”。而在另一方面，他则竭力为自己辩解，声称“我自以为是在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贡献力量”，并以轻蔑的“毕竟只是个书生”的叹息自嘲，同时以“我之所以被组织调入梁效，并非出于个人意愿，因此无法谈论什么经验教训”来为自己开脱。

独缺那份深刻的自我审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属北大教授且同样身陷“梁效”风波的冯友兰先生。周一良先生的那句“一个老朋友”对他“无耻之尤”的斥责，在许多人看来，实属适度的言辞。

袁水拍

当代知名诗人，以笔名马凡陀广为人知。

质疑事件

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阶段，袁水拍，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的他，被定为首要打击的“大判官”，甚至一度企图自杀。自1973年起，五七干校的学员们陆续返回城市，那些曾经的领导干部们，有的得到了重用，有的则被边缘化；有的职位得到提升，有的则被贬低。袁水拍不仅得以重新露面，更在1976年荣升为文化部副部长。有人猜测，这或许是因为江青对他的批判《武训传》时的表现表示了满意，从而主动拉拢他。然而，更多的人认为，这应归功于袁水拍的奉承拍马，甚至有传言称他在背后被戏称为“袁会拍”。

‘听闻袁水拍正遭受批判，原因在于他曾是文化部副部长。恐怕是受到了‘四人帮’的污染，实在令人惋惜。’诗人曾卓亦感慨道：‘袁水拍在‘文革’期间晋升为文化部副部长，却对徐迟等老友置若罔闻，最终孤独凄凉地离世。’

袁水拍深感羞愧，难以面对昔日的挚友。他隐居宅中，悔恨与苦闷交织，心灵深陷沉重的压抑之中，直至1982年与世长辞。

浩然

著名作家

质疑事件

“八亿人民，八个戏；中国作家，一支笔。”而那支笔，便是指浩然。尽管对于浩然在文革期间的创作，许多人持有否定的看法，认为其作品与当时的政治意识过于紧密，被打上了鲜明的文革烙印，被视为典型的“奉命文学”，但浩然本人对此却持有一种相当坚定的立场。

1998年，他曾公开发表观点：“到目前为止，我对过往的作品从未有过任何懊悔，反倒是深感自豪。我坚信，在那个‘文革’时期，我对社会、对人民贡献良多。”每当重温《金光大道》这部电影，每当看到高大泉伸出援手，帮助那些陷入困境的人们时，我依旧会感动落泪。有评论指出，高大泉的形象堪称“高、大、全”的典范，我认为这一评价非常中肯，它对我的作品进行了深刻的诠释。”他被誉为“中国文坛的奇迹”，一个亘古未有的奇迹。

他的此番言论激起了关于“奇迹”的激烈辩论，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批评者指出，浩然的确制造了一个“奇迹”，一个充满狂妄自大、自吹自擂、自我吹嘘的“奇迹”。然而，也有人站出来为浩然辩护，认为他在文革期间的创作受到了时代的裹挟，但几乎无人对他的《金光大道》评价表示认同。

（二）在“文革”初期，浩然担任了北京市文联文革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在那段动荡岁月，他在老舍先生不幸自尽的前夕，目睹了老舍因遭受中学红卫兵的残酷殴打而遍体鳞伤，于是将老舍紧急送往派出所。浩然事后坦言，他的初衷是试图对老舍进行保护，然而，也有人对此提出批评，认为他应当对这一事件承担一定的责任。

“身处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我未曾利用自己在社会上的声望，参与任何伤害他人的勾当，未曾采取任何不正当的手段，也未随波逐流，顺应那些样板戏的路径，而是坚持自己的理解，全力以赴地维护正确的方向。”他还通过采访者的口述表达了自己的心声：“江青对我关爱有加，无人能对他有所不妥，我所换取的便是宁静的写作环境，这便是浩然内心最真实的愿望。”他进一步强调：“我未曾攀附权贵，未曾利用江青的势力去做过多的事，若我有此意图，其实轻而易举。我未曾向江青写过效忠信，未曾主动求见，对于江青赋予我的任务，都是被动接受。”

众人并不认同他的自白。

殷承宗

著名钢琴家

质疑事件

（一）在1967年的那个夏天，他将一架钢琴安置在了天安门广场的中央，连续三个下午，他倾情演奏了一曲曲激昂的革命乐章。这一壮举，赢得了江青同志的认可与赞誉。

（二）他所创作的钢琴伴奏作品《红灯记》以及钢琴协奏曲《黄河》，被纳入了“准样板戏”的范畴。殷承宗的这些创新尝试，恰巧被怀有政治抱负的江青所赏识并加以利用。江青亲自将他的名字改为殷诚忠，自此备受青睐，晋升为中央乐团的首席钢琴演奏家，并担任中央乐团的团长一职。1975年，他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甚至一度被列入“四人帮”的组阁名单中，拟议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

文革结束后，殷承宗因牵涉其中而遭受隔离审查，直至1980年方才结束。面对对其文革期间所犯错误的质疑，许多人站出来为他辩护，认为这种做法实属一种为了守护“钢琴生命”而做出的必要妥协。

自1983年踏入美国这片土地，他便以卓越的钢琴才华享誉全球，成为了闻名遐迩的钢琴大师。

邵宇

知名画家，文革前美术界要员。

质疑事件

1974年，一场名为“黑画事件”的风波席卷而来，波及了18位画家的215幅杰作。其中，黄永玉的著名画作《猫头鹰》被誉为“黑画”之冠。黄永玉在后续的文章中揭露，这幅即兴之作原本是他为另一位画家所绘的小品，后被邵宇献给了四人帮在文艺界的亲信。他在1973年11月23日的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黑画问题，并发表了长篇“揭发”演讲。首先被点名的罪证，便是我为画家宋文治所作的《猫头鹰》一幅（值得一提的是，邵宇并未提及我早年在他家中为他绘制的另一幅画作）。

邵宇的这一举动无疑激发了四人帮对周恩来总理进行攻击的想象力，并为其找到了关键的突破口。”随后，四人帮便迅速展开了一场全国性的“黑画”追查行动。1974年2月15日，一场名为“联系美术战线实际批林批孔”的“黑画”展览正式开幕，这一活动成为了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事件的直接受害者，黄永玉所提出的上述质疑理应受到足够的重视，其可信度不容小觑。然而，邵宇似乎并未对此作出明确的正面答复。因此，真相与事件的细节仍有待进一步的挖掘与澄清。

娄师白

齐白石弟子，国画大师。

质疑事件

齐展仪，齐白石之孙，揭露称，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波中，娄师白曾率“批齐战斗队”抵达跨车胡同13号的齐白石故居，当众将齐白石老人为其所刻的印章于水泥地面上磨去，并公然宣称与齐白石老人划清界限。

“正如娄师白，他自幼便在齐先生身边成长，然而后来却参与了批判白石老人的行列。”

其后，他们均更易了名号，被称为“娄批白”。这得名，正是由于他曾对师长进行批判，以致娄师白与齐家后裔自此结下了梁子。另有证言称，曾在齐白石府邸亲见批判齐白石的大字报影印件，其上署名正是“娄批白”。

2004年10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齐白石辞典》中记载：“娄师白，一位杰出的国画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迫更名为‘娄批白’，并公开宣称与恩师断绝关系。然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又恢复了原名‘师白’。娄师白认为该辞典对其名誉造成了严重侵害，遂将出版社告上法庭。一审法院判决支持了娄师白的诉讼请求。面对败诉，中华书局随即提起上诉。在二审法院的调解下，双方最终达成了和解。中华书局对《齐白石辞典》对娄师白造成的名誉损害表示深切歉意，并承诺将重新印刷5000册经过娄师白审核的《齐白石辞典》。

有声音质疑，判决尚不能彻底为娄师白洗清冤屈。毕竟，娄师白是否曾在大字报上以“娄师白”之名署名，以及是否曾与齐白石明确划清界限，这一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随即，齐白石的子女及其后裔郑重发表声明：正式终止了齐白石与娄“师白”之间的师生纽带。并将娄“师白”从齐白石亲传弟子及齐派艺术传承人的行列中剔除。

娄师白与齐白石之间的师生纽带，其后人是否能够将其解除，这尚且不论。然而，关于此事的真相，或许永远无法得以水落石出。

杨春霞

著名京剧演员

质疑事件

在文革期间，凭借在样板戏《杜鹃山》中饰演柯湘一角而声名鹊起，同时亦赢得了江青等权贵人士的青睐。然而，在其被揭露的“四人帮”成员名单中，她被指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及文化部部长。她与“四人帮”的紧密关系引起了广泛的质疑，社会上充斥着各种猜测和传闻。到了1976年11月，杨春霞被送入“学习班”，接受隔离审查。到了1979年，她终于得以重返舞台。

金敬迈

《欧阳海之歌》作者，作家。

质疑事件

1965年面世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应时应运而生，迅速在国内外引发热议，一举跃升为全国范围内的畅销佳作。其发行量高达3000万册，作者金敬迈亦借此声名鹊起。文化大革命爆发之际，他凭借着机缘巧合，由一名平凡士兵一跃成为“中央文革文艺组”的要职，相当于文化部的部长级别。

身处此职，金敬迈辛勤工作了四个多月，然而时局突变，他因涉嫌“整江青的黑材料”及“图谋绑架毛主席”两项重大指控，被投入监狱，度过了长达七年多的牢狱生涯。直至1974年，他才得以重获自由。1978年，他终于得到了全面的平反。

文革结束后，公众的疑虑集中在《欧阳海之歌》的评价上，以及他在权力巅峰所度过的那短暂的123天。然而，公众最终能够相对宽恕他的，正是他随后长达2684天的牢狱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