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再道与武汉“七二〇”事件

陈再道

与武汉“七·二〇”事件

一、毛泽东到武汉“保陈”

1967年7月，武汉

持续的炎热天气已逾十余日，使得这座被誉为“火炉”的城市愈发酷热难耐。烈日当空，炽热的光线将大地烤得烟雾腾腾。街道两侧郁郁葱葱的树木无奈地低垂下了它们高傲的枝头。

政治风云似乎与自然气候相映成趣，在这十几天的时间里，两派势力间的角力愈发激烈。工人总部、百万雄师冲突持续加剧，各类矛盾愈发尖锐。政府部门陷入瘫痪，生产线停摆，社会动荡不安，武装冲突频发。尤其是林彪、江青一伙直接介入，操控并煽动所谓的“揪出军队内部一小撮”，导致维护武汉稳定的基石——武汉军区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陈再道司令员、钟汉华政委军区领导屡遭“中央文革小组”的反复指责，以致工作难以顺利进行。

武汉地区的疫情形势日益严峻，这迅速引起了中南海的关注。毛泽东满心忧虑，焦虑难安，他在庭院中徘徊片刻，然后开口说道：周恩来说：“走，武汉保陈再道！”

7月10日，周恩来通过电话告知陈再道，毛泽东将前往武汉“南巡”，旨在解决“武汉问题”，并叮嘱他做好相关汇报与接待工作。陈再道闻讯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随即迅速展开了首长莅临前的各项筹备工作。

7月14日早晨，周恩来抵达武汉，海军司令员同行。李作鹏中午时分，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亲赴四川，旨在调解当地两派之间的争端，与海军、空军作战部长一同商讨对策。谢富治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空军政委余立金携带着北航“红旗”的四位成员，他们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抵达了武汉。

晚上，毛泽东抵达汉城后，我下榻于东湖宾馆的梅岭一号楼。周恩来总理则入住百花一号，而谢富治、王力两位同志则分别住在百花二号。如此安排，旨在确保工作之便利与安全，避免不测之虞。陈再道、钟汉华亦迁至东湖宾馆乙所。各方势力汇聚武汉，武汉问题的解决已近在咫尺，陈再道对此满怀信心。

当天晚上，谢富治、王力无视周恩来同志关于中央代表团应暂时避免公开露面的明确指示，竟擅自指派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引领前行，步入街头目睹巨幅海报，故意在众人面前揭露身份，更是亲临造反派群体，慷慨激昂地发表具煽动性的言论。

果然，翌日，武汉的造反派便举行了盛大的游行，以示对谢富治、王力的热烈欢迎，他们二人被赞誉为“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这场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让武汉的广大军民陷入了困惑与迷茫之中，难以捉摸其真正意图。

7月15日与16日，两个上午的时间，毛泽东接连召集周恩来、李作鹏等人，认真听取了谢富治、王力关于云南、贵州、四川及武汉等地局势的详细汇报，并对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与策略进行了深入讨论。在讨论如何应对武汉问题时，毛泽东明确指出：必须采取恰当的措施。工人总部”平反，把朱鸿霞放掉。“百万雄师作为群众性组织，需由谢富治和王力指派专人负责指导其工作。武汉军区应秉持中立立场，对两派势力均给予支持。陈再道倾向于支持造反派，而造反派亦将对其表示拥护。为此，建议周恩来在武汉停留更长一段时间，以便更好地推动武汉军区的工作。

二、陈再道夜见毛泽东

中央领导人多次响应毛泽东讲话精神。陈再道、钟汉华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他们被要求公开发表对造反派的支持，并主动承认在“支左”行动中犯了方向和路线上的错误。对于其他的要求，陈再道尚能较为顺从地接受，然而，要他承认自身在方向和路线上的失误，他却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周恩来诚挚地言道：“要求你们进行自我反省，并非意图将你们击垮，而是为了守护你们的未来……”

7月18日夜间，周恩来陪同陈再道与钟汉华抵达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拜见毛泽东。寒暄之际，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你们有何不妥？据我所知，武汉的局势尚属稳定。”陈再道略显不悦地回应：“我们并未认同犯了方向路线上的错误。”

“即便犯了路线偏差又何惧？如今一提便是路线偏差，似乎成了口头禅。”毛泽东微笑着阐述道，随后他又说：“他们意图推翻你们，我便要努力说服他们，务必做好这项工作。”不打倒，要拥护。。”

毛泽东的话语犹如一缕春风，瞬间驱散了陈再道与钟汉华心头沉重的阴霾。他们深信，毛泽东对武汉军区依然保持着信任。于是，他们下定决心，忍受屈辱，肩负重任，全力以赴，以尽快稳定武汉的局势。

三、王力“四点指示”点火

在毛泽东接见了陈再道与钟汉华之后，周恩来因需返回北京参加会议，遂离开了武汉。毛泽东随即下令，由谢富治和王力负责，设立一个专门的接待站，用以接待前来访问的群众组织，并切实做好他们的思想引导工作。

谢富治、王力阳奉阴违，急速前往。武汉水电学院在造反派总部，我佩戴上了那鲜明的造反派袖标，穿梭于观察据点和加固的工事之间，同时也不忘前往慰藉那些在武斗中负伤的勇士，并主持了集会。会上，王力情绪激昂地高呼：“武汉的问题必将得到最优、最快的解决。这是因为武汉拥有一支坚如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以及中央文革小组都将坚定不移地站在你们一边。那种压抑和打击你们的现象，绝不容许继续存在。”让这种现象不再回头。……”

7月19日，一群造反派运用众多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不辍地播送谢富治与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录音，以及王力所发表的言论。四点指示军区在“支左”一事上的指导方向出现了偏差；有必要为“工人总部”进行平反；所谓的“造反派”实为革命的左翼力量；“百万雄师”实则是一群保守派别的组织。

谢富治与王力的言辞，令武汉三镇陷入一片骚动。无数军民义愤填膺，怒火中烧的“百万雄师”尤为激愤。一时间，声讨谢富治与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如潮水般涌现，充斥于各个角落。“打倒谢富治”“打倒王力”的怒吼声响彻江城，震撼人心。

当日晚膳过后，湖北省直机关的官员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汉的某独立师、二十九师的战士们汇聚至军区大院门口，迫切地期望谢富治、王力两位领导能够接见他们。不久，浩浩荡荡的“百万雄师”及独立师、二十九师的战士们，乘坐百余辆卡车以及数十辆鸣响警笛的消防车，一同涌入军区大院。

陈再道明悉，若不及时掌控局势，其后果将不堪设想。他一方面派遣人员深入群众进行沟通，另一方面将具体情况告知谢富治和王力。然而，王力拒见群众然而，既未采取切实措施遏制事态的进一步蔓延，似乎呈现出一种“浪头越高越壮观”的心态。

聚集在军区大院中的民众目睹王力拒绝接见，即便军区领导屡次劝阻，他们仍旧群情激愤，一拥而入谢富治与王力的住地——东湖宾馆。场面之中，众人心态坚定，势在必见王力，方才肯作罢。

四、群众东湖抓王力

7月20日凌晨，陈再道彻夜未眠，匆匆赶至东湖宾馆，寻找谢富治与王力，意欲探讨如何应对当下的局势。踏入谢富治的居所，却见“百万雄师”的二百余位代表情绪激昂地涌入，他们强烈要求王力出面解答疑问。王力却躲藏在隔壁房间，不敢露面。陈再道急忙劝说群众代表移步至室外进行交谈。

陈再道与谢富治引领着这二百余众抵达住所旁的草坪，就地而坐，展开了一场“谈判”。此次“谈判”成果颇丰，现场气氛和谐融洽，谢富治更是承诺将于午后亲自接见他们。在得到承诺后，群众代表们欣然答应即刻离开东湖宾馆。

此刻，藏身于室内的王力目睹了现场的气氛，便亦步亦趋地走出房间，与陈再道、谢富治并排坐下。正逢此时，以独立师及二十九师战士为先锋，数百名民众蜂拥而入，高呼着要捉拿王力。王力慌忙逃回屋中，民众紧追不舍，要求他前往军区大院说明情况，但王力却执意不肯离开。

北航“红旗”几人仗着王力属“中央文革”成员开口怒骂，激起了在场民众的强烈愤慨。他们强行将王力押解，将其塞入汽车，随后将其带往军区大院。

随后，武汉三镇的街头巷尾仿佛沸腾开来，数千辆大卡车满载着工人、农民以及驻军指战员，依次排列成四路整齐的纵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沿途，他们纷纷张贴标语，振臂高呼“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王力恶意攻击中国人民解放军，罪不容诛”“中央派遣代表前来，王力应立即下台”等口号。这场游行示威活动持续至23日方告结束。

五、毛泽东指示找王力

民众将王力拘捕后，陈再道焦虑万分，即刻向寓于梅岭一号的毛泽东汇报了情况。毛泽东随即指示：务必即刻找回王力。陈再道与钟汉华商议后，决定：陈再道驻守东湖宾馆，确保毛泽东安全。钟汉华和军区副司令孔庆德负责找回王力。

钟汉华他们抵达军区大院后，经过周密的协调与努力，终于将王力悄然带离了军区大院，安置于相对隐蔽的二十九师师部六号楼。

周恩来获悉武汉所发生的变故，深感事态的严重性，当天我便从北京火速赶往武汉。为确保王力的安全，我下令武汉军区立即将王力接至东湖宾馆。然而，当军区负责人抵达六号楼后，王力却“失踪”了。周恩来立即命令孔庆德和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找回王力。

原二十九师政委张昭剑洞察时局，察觉到可乘之机，便捏造谣言对刚迁至二十九师师部的王力声称：公检法、“百万雄师”、独立师正在煽动暴乱，已将二十九师师部团团包围，高呼着要捉拿王力。于是，王力便随张昭剑一同躲藏至六号楼南侧。小洪山上。

21日中午，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闻悉王力藏身于小洪山，我即刻赶往彼处。一见到张昭剑，我便忍不住对武汉军区破口大骂，随即质问张昭剑：你跟谁走？张昭剑嘴角上扬，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我是从空军那边听说的……”话音刚落，王力便被刘丰引领至武汉空军司令部。

武汉消息迅速传至北京。林彪、江青一伙认为大有文章可做。林彪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危言耸听的信，授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戚本禹戚本禹重申重要性，再寻。陈伯达、关锋商议定夺。最终，我们将修订后的稿件提交给林彪、江青审阅并签署同意，随后正式生效。邱会作专机将信件送往武汉，呈递至毛泽东面前。信中内容表述：“时局动荡，主席安危堪忧，恳请务必尽快转移……”阅罢信函，毛泽东虽持谨慎态度，但终究决意启程赴上海。

7月22日，周恩来于王家墩机场紧急召集军区高层负责人举行会议，特邀李作鹏、刘丰共同出席。会议决议，由叶明、孔庆德暂代主持军区日常工作。陈再道、钟汉华迅速表明立场，主动出击，以确保武汉局势的稳定，并巩固武汉军区的领导核心。随后，周恩来因处理外事事务，不得不急速离开武汉。

周恩来走后，李作鹏“我东海舰队已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一切反革命暴乱！”刘丰从中制造手脚，把…吴法宪消息速告。张昭剑有人煽风点火地宣称：“武汉军区的问题严重得很，远不止陈再道、钟汉华两人。‘七·二〇’事件是林彪指派邱会作来处理的，武汉军区里头必有蹊跷！”紧接着，张昭剑宣布二十九师退出武汉军区。扬言要打倒军区领导。

六、“中央文革”定调“暴乱”

7月22日下午，谢富治、王力重返北京之际，林彪与江青携手策划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欢迎仪式，召集了数万名群众，齐聚西郊机场，热烈欢迎从武汉归来的这两位“英雄”。夜幕低垂，林彪亲自主持了一场由“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参与的会议，并聆听了谢富治的所谓汇报。会议作出决定：将“七·二〇”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首先，中央政府以正式的名义进行部署与调度；其次，按照既定方针展开具体行动。陈再道、钟汉华踏入京城，看他们是否敢正面交锋。若他们畏缩不前，便足以证明其存在疑点；紧随其后，着手拟定一份针对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同时筹备一场百万民众参与的热烈欢迎盛典，并指令全国各地同步举行集会与游行示威活动。

林彪的这一决定，把周恩来处理“七·二〇”事件的设想全部推翻了。

翌日清晨，"中央文革小组"紧急向全国各省市发布指令，指示各地开展“三军联合行动”的武装示威游行，以声讨武汉发生的“七·二〇”事件。

七·二〇事件后，陈再道预知灾祸将至，他却深信党组织定能辨明是非，公正无私。他以一名共产党员、一位老兵的赤诚之心，毅然承受即将到来的“考验”。7月23日凌晨三点，武汉军区接到中央的电报，要求主要领导人员进京参加会议。次日拂晓，陈再道、钟汉华抵京。

陈再道、钟汉华一行一住进北京京西宾馆，在林彪江青的操纵下，先是北京文艺口造反派冲击京西宾馆，后是“三军造反派”包围京西宾馆，他们声称：“要找陈再道辩论。”北京街头还贴满了“打倒陈再道”“揪出‘黑后台’ 徐向前“”的醒目标语映入眼帘。在江青、叶群、戚本禹、关锋等人的带领下，伴随各总部及军兵种负责人的陪同，他们乘坐数十辆小车在京西宾馆周边巡游，以此表达对“三军造反派”的支持之意。

7月25日下午，按林彪的部署，“中央文革小组”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百万人参加的欢迎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回京”。为了制造声势，林彪亲自出席了大会，还邀请了在京汇报工作的黄永胜、冼恒汉与会者陆续抵达。欢迎大会的气氛显得格外庄重，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随着“打倒陈再道”“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此起彼伏，会议在激昂的口号声中落下帷幕。

七、陈再道遭批斗和撤职

7月26日的午后，中共中央于北京京西宾馆的一号会议室召开了常委碰头会议。与会者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以及各总部、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还有各大军区及省军区在京的领导。会议在严肃而庄重的气氛中展开。陈再道待武汉军区负责人步入会场，便即刻被安置于被告席前方，不得落座，仅能站立。

会议一开始，谢富治迫不及待地率先发声，明确立场：“七·二〇”事件乃陈再道等人操控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以及‘百万雄师’所策划的‘反革命叛乱’，其矛头直指毛主席、林副主席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紧接着，吴法宪疯狗似的乱扑乱咬：“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叛乱’的罪魁祸首，是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

这场马拉松式的斗争会持续至夜幕低垂，仍未有结束的迹象。陈再道低头弯腰站立了长达六七个小时，体力已接近极限。他看到康生静坐不语，仿佛一位正派君子。他心中所想，康生年纪已长，且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若他能开金口说句话，或许这场风波能及早平息。

出于这种动机，陈再道高声呼喊：“康老，康老，我乃从牧牛郎起步，已步入花甲之年，投身革命事业已有四十载……”话音未落，康生便拉长了那张似驴的老脸，凶狠地斥责道：“人无恒定，陈再道，你莫要倚老卖老，也别以为毛主席将你视作同志，便自诩为非反革命之辈。”三十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陈再道被罗列多项罪名。

这次碰头会实质上是针对陈再道在武汉军区负责人遭受批斗的一次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所发生的这种法西斯式的人身攻击，恐怕在历史长河中堪称绝无仅有。会议结束后，林彪、江青等一众人物逼迫与会人员发表意见，以表明各自对“七·二〇”事件的观点，实则进行了一次别有用心、旨在测试政治立场的政治把戏。

7月27日，林彪主持宣布：改组武汉军区领导班子。陈再道、钟汉华职务被撤销，由曾思玉任武汉军区司令刘丰终于如愿以偿，我坐上了武汉军区第一政委的宝座。

这就是武汉“七·二〇”事件。

今天，陈再道将军与武汉“七·二〇”事件虽已深埋历史长河，但其引发的诸多思考，却依旧沉重而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