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8-04 新闻动态 105
武汉会战之后，抗日战争步入相持阶段。此阶段，日军的核心目标已从推翻国民政府转变为在占领区打击游击队，以改善治安状况。特别是1939年制定南北战略后，日军将大部分工业产能投入到与美俄的决战中，对中国的战事关注渐减。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国军在有限的日军兵力面前，展现了长沙大捷、上高会战等一系列辉煌战果。
何应钦盛赞上高会战为“抗战中最璀璨的一战”。然而，在历史记载中，这场辉煌的胜利却鲜有记载，甚至国民党在教材中也未曾详述。相比之下，台儿庄大捷依旧被视为正面战场的典范胜利。在双方均以万敌取胜的情况下，为何74军的这场巅峰对决无法与台儿庄相提并论？
何应钦
上高会战，这场1941年在赣北上演的激烈战役，源于百团大战对华北局势的剧烈搅动。鉴于华北防务的紧急需要，日军意图将驻守南昌附近的33师团抽调离去。尽管33师团属丙种师团，然而其毕竟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随着该师团的撤离，34师团将独自扛起守卫南昌的重任。与此同时，南昌城外聚集了罗卓英等众多国军部队，这无疑给守城部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鉴于此，日军决定先行打击这股国军主力，以确保34师团能够安心坚守城池。
随着上高会战的爆发，薛岳果断任命罗卓英担任前敌总指挥一职，统帅李觉部、王耀武部以及刘多荃部，对日军展开激烈攻势。此次战斗依然采用经典的“天炉战法”。首先，李觉部巧妙引诱敌军深入，随后，74军迅速布阵于袋底，有效封锁34师团的去路，而东北军刘多荃部则秘密实施围剿，对敌军形成致命一击。
历经25日的激战，33师团不战而退，34师团险些遭受全歼的命运，20旅团亦遭受重创。此次战役共歼敌1.2万余人，战后双方恢复至战前态势，日军意图清扫南昌外围的计划因此化为泡影。然而，国军亦在此战中付出了超过2万人的伤亡代价，短期内亦无力对南昌构成威胁。
罗卓英
台儿庄之战堪称一部战争史诗，其壮丽程度远超正面战场上的任何一场战斗。为何如此评价？这需从台儿庄大捷的背景说起。自1931年起，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中国军队面对日军的不断进攻，节节败退，先是沈阳失守，紧接着是东三省、山海关、长城防线相继沦陷，最终国民政府还签订了《何梅协定》。
在这一阶段，由于抗日运动遭受国民政府的压制，国内外军民对全面抗日与与日军血战的强烈呼声高涨。这种炽热的爱国情感在七七事变爆发后，如同火山般爆发而出。因此，抗战初期，国军士气高昂，众多爱国将领于此时英勇捐躯，即便是后来以机动著称的汤恩伯、孙元良等将领，亦在这一时期坚定地参与了抗战。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对于29军士兵及年轻军官在直面日军时的心理状态，有着清晰的记载。他们坚信，凭借我国辽阔的疆域与庞大的人口基数，日军长途跋涉而来，必会分散兵力。届时，我军可凭借人数优势，在广袤的战场上将日军逐个击破。此观点不无道理，《论持久战》亦对此给予了肯定。
然而，这些年轻的军官们对战争的残酷性缺乏足够的预判，他们预估日军仅需两年便可将其击败。实则，这种看法并非基于持久战的战略思维，而是陷入了速胜论的误区。或者说，军阀混战的经历使他们误以为任何军队都无法持久作战，因为那段时间里，军队的持续作战已是常态。然而，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局势并未如预期般顺利，国统区的军民发现，即便他们愿意以生命为代价，也难以阻挡日军的攻势，这在军阀混战时期是难以想象的。
随后的日子里，国民政府赖以支撑的东部富庶地区尽数沦陷，汪精卫等人四处散播着亡国的论调。在国际舞台上，西方列强普遍视中国为另一个埃塞俄比亚，唯有苏联基于自身利益，对国民政府提供了援助，其余各国则置身事外，坐视不管。
为保障战争物资的运输，日军征用了大量英国船只，其中半数以上均为英国所提供。蒋介石竭尽心智，试图在上海上演一幕悲情戏码，甚至构想出“八百勇士守四平”的悲壮战事，然而这一切似乎都显得徒劳无功。
恰逢此时，台儿庄的辉煌胜利应运而生。这场胜利向全国人民昭示，只要指挥得当，便能战胜日军；只要敢于牺牲，便能赢得胜利的曙光。在国际舞台上，台儿庄大捷更是触动西方列强的关键。1938年5月23日，一张国军士兵的英勇形象登上了美国《生活》杂志的封面，全美国人民为之振奋，台儿庄大捷的消息迅速传遍各地。
正是在此次辉煌胜利之后，顾维钧在国联的演说赢得了极高的反响，西方各国亦开始提供实质性的物资支持。相较之下，上高会战在宣传效应上则略显不足。上高会战系对峙时期的一次局部战斗，无论其结果如何，其激发士气的效用，均无法与台儿庄之役相提并论。
在此阶段，无论是国民党高层还是广大民众，对于战线的持久相持都已达成共识。日军历经多次挫败，其神秘感早已消散，此次会战亦未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再者，规模问题亦不容忽视，这便是即便国民党当局亦未曾对上高会战作出过多记载的原因所在。上高会战的爆发，实因日军意图削弱南昌周边的国军战斗力，以便其33师团北上后，留守的34师团能够享有较为宽松的局势。
在这场激战中，双方的参战兵力总计达到13万人，其中日军兵力约为2.5万人。然而，台儿庄一役却迥然不同，双方投入的兵力高达34万人，这是一场在鲁南和苏北地区展开的战略性攻防较量。或许有人会提出，上高会战与台儿庄大捷中，日军参战的主力均为两个师团，然而，时代背景各异，抗战初期与中期的两个师团在实力和配置上存在着显著差异。
这进而引发了另一个关键问题：台儿庄大捷中我军击溃日军1.2万人，与上高会战中我军所面对的1.2万人，二者实不可同日而语。尽管都是两个师团，但矶谷师团与板垣师团均为常备师团，代表着日军最为精锐的作战力量；相较之下，33师团与34师团则属于乙种和丙种师团。因此，在规模上便存在着五万对两万的巨大差异。至于装备和支援火力的差距，更是不可相提并论。
台儿庄大捷
此外，我们还需关注到战斗力上的显著差异。珍珠港事件即将在半年后爆发，而此时，日军已开始大规模从海外调集兵力，以备战即将展开的南进战略。因此，国内大规模征兵导致师团战斗力大幅稀释。1938年，日军新兵的平均身高为1.66米，但到了上高会战那一年，这一数字已降至1.49米。更甚者，随着殖民地工业生产线全速运转，日本国内粮荒问题日益严重，到了1941年，新兵的平均体重甚至不足50公斤。
台儿庄一役，矶谷师团虽险些被全歼，但该部乃日军精锐，训练有素，堪称王牌。其士兵严格遵循日军《步兵操典》进行训练，每年射击步枪子弹高达1800发。自1940年起，日军管理体制趋向扁平化，中国战场上涌现出众多治安师团。此外，抗战初期，日军指挥官多出自陆军士官学校，中小队级的作战能力远非1941年所能比拟。
尽管此役彰显了74军在历经数年烽火洗礼后，已跃居五大主力军之首，并在国内战场上独树一帜，但相较十四年抗战的漫长历程，上高会战似乎并未留下太多的记载。这主要是因为同期还发生了多次长沙会战，其影响力和规模均远超上高会战。
